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係，看來是走錯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裏去，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麵有教員改正的許多地方，改得花裏胡哨。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這樣不美。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係。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裏，又看到牆上貼著一張法文試卷。上麵法文教員華蘭德老小姐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熠熠閃著紅光。
這一次，長之沒有說，法文不應該這樣結構，隻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覺得自己的錯誤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了吧。從這兩個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長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極為活躍，但不受任何方麵的繩墨的約束。這樣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語言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則隻能有大失敗。長之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
我同長之往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同中文係的吳組緗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經常會麵，原因大概是我們都喜歡文學，都喜歡舞筆弄墨。當時並沒有什麼“清華四劍客”之類的名稱，可我們毫無意識地結成了一個團夥，則確是事實。我們會麵，高談闊論，說話則是盡量誇大，盡量偏激，“揮斥方遒”，糞土許多當時的文學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剛出版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我們四人當然不會無動於衷，就聚集在工字廳後麵的一間大廳裏，屋內光線不好，有點陰暗。但窗外荷塘裏卻是紅荷映日，翠蓋蔽天，綠柳垂煙，鳴蟬噪夏，一片暑天風光。
我們四人各抒己見，有的讚美，有的褒貶，前者以組緗為代表，後者的代表是我，一直爭到室內漸漸地暗了下來，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方才鳴金收兵。遙想當年的鵝湖大會，盛況也不過如此吧。
由於我們都是“文學青年”，又都崇拜當時文壇上的明星，我們都不自覺地拜在鄭振鐸先生門下，並沒有什麼形式，隻是旁聽過他在清華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又各出大洋三元訂購了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鄭先生是名作家兼學者，但是絲毫沒有當時的教授架子，同我談話隨便，笑容滿麵，我們結成了忘年交，終生未變。我們曾到他燕京大學的住宅去拜訪過他，對他那藏書插架之豐富，狠狠地羨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編了《文學季刊》，一時洛陽紙貴。我們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麵上，有的是編委，有的是特約撰稿人。虛榮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們這幾個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夥子，心裏有點飄飄然，不是很自然的嗎？有一年暑假，我同長之同回濟南，他在家中宴請老舍，邀我作陪，這是我認識老舍先生之始，以後也成了好朋友。
我同長之還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學德文係主任、清華大學兼任教授楊丙辰先生。他也是馮至先生的老師，早年在德國留過學，沒拿什麼學位，翻譯過德國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沒有什麼著作。他在北京許多大學兼課，每月收入大洋一千餘元，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劇男角為主要業務。他則以每天到中山公園閑坐喝茶為主要活動。夫婦感情極好，沒有兒女。楊先生的思想極為複雜，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書比較隨便，每個學生皆給高分。有一天，他拿給長之和我一本德文講文藝理論的書，書名中有一個德文字：Literatur Wissenschaft，意思是“文藝科學”。長之和我都覺得此字極為奇妙，玄機無窮，我們簡直想跪下膜拜。我們倆誰也沒有弄明白，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後來我到了德國，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一般的字，一點玄妙也沒有。長之卻寫文章，大肆吹捧楊先生，稱他為“我們的導師”。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他這“感情的批評主義”是不是指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完全以主觀印象為根據，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點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