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十分殘酷然而卻又十分光榮的回憶，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關係。
一良是十分愛國的。當年他在美國讀書時，曾同另一位也是學曆史的中國學者共同受到了胡適之先生的器重。據知情人說，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過那一位學者。如果他選擇移民的道路，拿一個終身教授，搞一個名利雙收，真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卻選擇了回國的道路，至今已五十餘年矣。在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他走過的道路，有時順順利利，滿地繁花似錦；有時又坎坎坷坷，宛如黑雲壓城。當他暫時飛黃騰達時，他並不驕矜；當他暫時墮入泥潭時，他也並不哀歎。他始終無怨無悔地愛著我們這個國家。我從沒有聽到過他發過任何牢騷，說過任何怪話。在這一點上，我雖駑鈍，也願意成為他的“同誌”。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始終維持著可喜的友誼。見麵時，握手一談，雙方都感到極大的快慰。然而，一轉瞬間，這一切都頓時成了過去。“當時隻道是尋常”，我在心裏不禁又默誦起這一句我非常喜愛的詞。回首前塵，已如海上蓬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經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麵都是一個胸無大誌的人，包括年齡在內，能活到這樣高的年齡，極出我意料和計劃。世人都認為長壽是福，我也不敢否認。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輕的老友一個個先我離去。他們成了被哀悼者，我卻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對哀悼這種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覺的。
我這哀悼者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我內心的悲哀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魯迅筆下那一個小女孩看到的開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須到的，問題隻在先後。
按中國序齒的辦法，我在北大教授中雖然還沒有達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個地方去，我是持有優待證的。那個地方早已灑掃庭除，等待我的光臨了。我已下定決心，絕不搶先使用優待證。但是這種事情能由我自己來決定嗎？我想什麼都是沒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筆凝望窗外，不久前還是綠蓋擎天的荷塘，現在已經是一片慘黃。我想套用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詩：“如果秋天到了，冬天還會遠嗎？”閉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