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告訴我，北京外國語大學來了電話，說許國璋教授去世了。我不禁“哎喲”了一聲。我這種不尋常的驚呼聲，在過去相同的場合下是從來沒有過的。它一方麵表現了這件事對我打擊之劇烈，另一方麵其背後還蘊含著一種極其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擊一般，是事前絕對沒有想到的，我隻有驚呼“哎喲”了。
我同國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來，我們相識也已有將近半個世紀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那種狂熱的開會的熱潮中，我們常常在各種各樣的會上相遇。會雖然是各種各樣，但大體上離不開外國語言和文學。我們亦不是一個行當，他是搞英語的，我搞的則是印度和中亞古代語言。但因為同屬於外字號，所以就有了相會的機會。我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以後在清華，雖雲專修德語，實際上所有的課程都用英語來進行，因此我對英語也不能說是外行，又因此對國璋的英語造詣也具有能了解的資格。
英語界的同行們對他的英語造詣之高，無不欽佩。但是，他在這一方麵絕無驕矜之氣。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樸實，誠懇，謙遜。但也並不故作謙遜狀，說話實事求是，絕不忸怩作態。因此，他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畢生難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個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當然地在劫難逃。風聞他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中國人作詩詞，講究對偶。“四人幫”一夥雖然胸無點墨，我們老祖宗這個遺產，他們卻忠誠地繼承下來了。既有“土三家村”，必有“洋三家村”。國璋等三個外院著名的英美語言文學的教授，適逢其會，叨蒙垂青，於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洋三家村”就出現在大字報上了。大家都知道，“土三家村”是“十年浩劫”的直接導火線。本來不存在的事實卻被具有天眼通、天耳通的“四人幫”及其徒子徒孫們“炒”成了“事實”，搞得烏煙瘴氣，寰宇聞名。中一變而為外，土一變而為洋，當時崇洋媚外，罪大惡極——其實“四人幫”一夥是在靈魂深處最崇洋媚外的——“土三家村”十惡不赦，而“洋三家村”則必然是萬惡不赦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國璋所受的皮肉之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概可想見了。
撥亂反正，天日重明。我同國璋先生的來往也多了起來。據我個人的估計，我們在浩劫前後的來往，性質和內容，頗有所不同。劫前集會，多是務虛；劫後集會，則重在務實。從前，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又特別是在外國待過的老知識分子，最初還是有理智、有自知之明的。我們都知道自己是熱愛祖國的，熱愛新社會的，對新中國成立是感到驕傲的。然而，天天開會，天天“查經”，天天“學習”，天天歌功。人是萬物之靈，但又是很軟弱的動物，久而久之，就被這種環境製造成了後現代主義的最新型的“基督教徒”，一腦袋“原罪”思想，簡直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罪惡滔天，除非認真脫胎換骨，就無地自容，就無顏見天下父老。我的老師中國當代大哲學家金嶽霖先生，學貫中西，名震中外，早已過了還曆之年，頭發已經黑白參半，就是這樣一個老人，竟在一次會上，聲音低沉，眼睛裏幾乎要流出眼淚，沉痛檢討自己。什麼原因呢？他千方百計托人買了一幅明朝大畫家文徵明的畫。我當時靈魂的最深處一陣戰栗，覺得自己“原罪”的思想太差勁了，應該狠狠地向老師學習了。
我同國璋也參加了不少這樣的會。他是怎樣思考的，我不知道，反正他是一個老黨員，“原罪”的意識應該超過我們的。我絲毫也沒有認為，中國的老知識分子都是完美無缺的。我們有自己的缺點，我們也應該改造思想。但是，事實最是無情的，當年一些揮舞著“資產階級法權”大棒專門整人的人，曾幾何時，原形畢露：他們有的不隻是資產階級思想，而且還是封建思想。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這話扯遠了，還是收回來講劫後的集會吧。此時“四人幫”已經垮了台，“雙百方針”真正得到了實現。改革開放給人們帶來了思想的活躍，帶來了重新恢複起來的幹勁。外國語言文學界也不例外，我同國璋先生，還有“洋三家村”的全體成員，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們，在暌離了十多年以後，又經常聚在一起開會。但是，現在不再是寫不完的檢討，認不完的罪，而是認真、細致地討論一些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有關外國語言文學的問題。最突出的例子是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和“語言卷”的工作。此時，我們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撥雲霧而見青天。那一頂頂“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虛無縹緲的，至今誰也說不清楚的，然而卻如泰山壓頂似的大帽子，“三山半落青天外”了。我們無帽一身輕，真有用不完的勁。我同國璋每次見麵，會心一笑，真如“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心有靈犀一點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