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忘的是當我受命擔任“語言卷”主編時的情景。這樣一部能夠而且必須代表有幾千年語言學研究傳統的世界大國語言學研究水平的巨著，編纂責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我考慮再三，外國語言部分必須請國璋先生出馬負責。中國研究外國語言的學者不是太多，而造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隨時吸收當代語言新理論的學者就更少。在這樣考慮之下，我就約了李鴻簡同誌，在一個風大天寒的日子裏，從北大乘公共汽車，到魏公村下車，穿過北京外院的東校園，越過馬路，走到西校園的國璋先生的家中，懇切陳詞，請他負起這個重任。他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了下來。我剛才受的寒風冷氣之苦和心裏麵忐忑不安的心情，為之一掃。我無意中瞥見了他室中擺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兒梅，靈犀一點，覺得它也為我高興，似向我招手祝賀。
從那以後，我們的來往就多了起來。有時與《大百科》有關，有時也無關。他在自己的小花園裏種了荷蘭豆，幾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裏來。大家可以想象，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裏是什麼滋味，這裏麵蘊涵著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詞彙來形容，什麼“鮮美”，什麼“脆嫩”，都是很不夠的。隻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隻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藥）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於萬一。
他曾幾次約我充當他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答辯委員會主席，請我在他住宅附近的一個餐廳裏吃飯，有一次居然吃的是涮鍋子。他也到我家來過幾次，我們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我們談論彼此學校的情況，談論當前中國文壇，特別是外國語言文學界的新情況和新動向，談論當前的社會風氣。談論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國熱。我們倆都在外國待過多年，絕不是什麼“土包子”。但是我們都不讚成久出不歸，甚至置國格與人格於不顧，厚顏無恥地賴在那個蔑視自己甚至汙辱自己的國家裏不走。我們當年在外國留學時，從來也沒有久居不歸的念頭。國璋特別講到，一個黃臉皮的中國人，那幾個諾貝爾獎獎金的獲得者除外，在民族歧視風氣濃烈的美國，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國人來往外，美國社會是很難打進去的。有一些中國人可以畢生不說英文，依然能過日子。神話傳說中說道人成道，雞犬升天，那一些中國人把一塊中國原封不動地搬過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帶著雞犬，過同在中國完全一樣的日子，笑罵由他笑罵，好飯我自吃之，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同國璋禁不住唏噓不已。“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我們不是楚囚，也無明昌可話。但是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們是欲哭無淚了。豈不大可哀哉！
最讓我憶念難忘的是在我八十歲誕辰慶祝會上，我同國璋兄的會麵。
人生八十，壽登耄耋，慶祝一下，未可厚非。但自謂並沒有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而校係兩級竟舉辦了這樣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大會在電教大廳舉行。本來隻能容四百多人的地方，竟到了五六百人。多年不見的畢業老同學都從四麵八方來到燕園，向我表示祝賀。我的家鄉的書記也不遠千裏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