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了江蘇文藝出版社張昌華先生的來信，裏麵講到老友吳作人教授最近的情況。為了存真起見，我索性抄一段原信：
那日下午，我們應約到吳作人先生家，為他拍照。他已中風，較嚴重。蕭先生說他對以前的事記得清楚，對日下的事過目皆忘。有一件事，當時十分激動，想立即告訴您的。那日，為吳先生拍照以後，請他簽名。我們把簽名冊送到他手中，我一頁頁翻過。當見到您簽的那頁時，十分激動，用手指著您的簽字直抖，雙唇顫抖，眼睛含著淚花。他執筆非要簽在您的名字旁，蕭夫人怕他弄損了您的簽字不好製版，請他在另一頁上簽，他固執不肯，樣子十分生氣。最後還是在另頁上簽了，但十分令人悲傷，也十分令人感動。悲傷的是一代美術大師連自己的名字也簽不起來了（想不出），盡管蕭夫人再次提醒，他寫不出自己的名字，倒寫了一堆介乎美術線條的草字，雜亂、但十分清楚可辨的是您的“林”字。我想大概當時他完全沉浸在對您的美好回憶中。
我可揣測，你們之間一定有著十分感人的友誼。而且，寫著寫著，他流了淚。他的簽名始終沒有完成。最後蕭夫人用一張他病中精神狀態好時簽在一張二寸長紙條上的名字，我們為此十分激動，感動。
讀了這一段信，我的心顫抖起來，難道還有人看了這樣發自內心的真摯的行動而不受感動的嗎？何況我又是一個當事人！我可萬萬沒有想到，分別還不過一兩年，老友作人又竟病到這個樣子。我也流了淚。
我為老友祝福，祝他早日康複！
回想起來，我同作人兄相交將近半個世紀了。新中國成立前夕，不是在1947年，就是在1948年，當時我已到北京大學來工作，學校還在沙灘。
我籌辦了一個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的畫展，地點在孑民堂。因為大畫家徐悲鴻先生曾在印度泰戈爾創立的國際大學待過，而且給泰翁畫了那一幅有名的像。所以我就求助於悲鴻先生。徐先生非常熱心，借畫給我，並親自到北大來指導。偕同他來的有徐夫人廖靜文女士，還有作人兄。
這是我同作人第一次見麵，他留給我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當時我們都還年輕。我隻有三十六七歲，作人也不過這個年齡，都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關於他的大名，我卻早已聽說過了。我對繪畫完全外行。據內行人說，中國人學習西洋的油畫，大都是學而不像；真正像的，中國隻有一人，這就是吳作人。這話有多大根據，我實在說不上來。但是作人卻因此在我眼中成了傳奇人物。當我同一位傳奇人物麵對麵站在一起的時候，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他，隻見他身材頗為魁梧，威儀儼然，不像江南水鄉人物。他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卻是誠摯而淳樸。
從此以後，在無言中我們就成了朋友。
忘記了準確的時間，可能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忽然對藏畫發生了興趣。我雖然初出茅廬，但野心頗大：不收齊白石以下的作品。我於是請作人代我買幾張白石翁的作品。他立即以內行的身份問我：“有人名的行不行？”當時收藏家有一種偏見，如果畫上寫著受贈者的名字，則不如沒有寫名的值錢。我覺得這個偏見十分可笑，立即答道：“我不在乎。”作人認識白石翁，他買的畫絕不會是贗品。過了不久，他就通知我：畫已經買到。我連忙趕到他在建國門內離開古觀象台不遠的老房子裏去取畫。大概有四五張之多，依稀記得付了約相當於以後人民幣30元的價錢。這幾張畫成了我藏畫的起點。
此後不久，在1951年，作人和我同時奉派參加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中國文藝代表團，赴印度和緬甸訪問。代表團規模極大，團員文理兼備，大都是在某一方麵有代表性的學者和藝術家，其中頗不乏非常知名的人物，比如鄭振鐸、馮友蘭等等。我們從1951年春天開始籌備，到1952年1月24日完成任務回國，前後共有八九個月。我幾乎天天都同作人在一起。我們曾在故宮裏麵一個大殿裏布置了規模極大的出國圖片展覽，請周恩來總理親臨審查。我們團員每一個人幾乎都參加工作，參加勞動，大家興致很高。我同作人，年紀雖輕，都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當時我們看什麼東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輝燦爛的。我們都懷著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既興奮，又愉快，既矯健，又閑逸的、飄飄然的感覺，天天仿佛在雲端裏過日子。
1951年9月20日，我們從北京乘火車出發，在廣州停留了一段時間，然後到香港，乘輪船先到緬甸仰光，隻停留了極短的時間，就乘飛機抵印度加爾各答，開始了對印度的正式訪問。在印度待了約六周，東西南北中的大城市以及佛教聖跡，無不遍訪，一直到了亞洲大陸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裏遊泳。最後又回到緬甸，進行正式訪問。1952年1月10日乘船返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完成了一個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