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德裏，已經是春末夏初時分。北京此時恐怕還會飄起雪花吧，而在這裏，卻已是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月季花、玫瑰花、茉莉花、石竹花，還有其他許多不知名的鮮花，紛紅駭綠，開得正猛。木棉那大得像碗口的紅花，開在淩雲的高枝上，發出了異樣的光彩，特別逗引起了我這個異鄉人的驚奇。
就正在這繁花似錦的時刻，我會見了將近20年沒有見麵的印度老朋友普拉薩德先生。
當時，我剛從巴基斯坦來到德裏。午飯後，我站在我們大使館樓前的草地上，欣賞那一朵朵肥大的月季花，正在出神，冷不防從對麵草地上樹蔭下飛也似的跳出來了一個人，一下子撲了過來，用力摟住我的脖子，拚命吻我的麵頰。他眼裏淚水潸潸，眉頭痛苦地或者是愉快地皺成了一個疙瘩。他就是普拉薩德。他這出乎意料的舉動，使得我驚愕，快樂。但是，我的眼裏卻沒有淚水流出，好像是我還沒有來得及把淚水釀出。
這自然就使我回憶起過去在北京大學的一些事情。
普拉薩德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由印中友協主席、中國人民始終如一的老朋友森德拉爾先生介紹到北大來任教的。他為人正直，坦蕩，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從來不弄什麼小動作，不耍什麼花樣。借用德國老百姓的一句口頭語：他忠實得像金子一樣。在工作方麵，他勤勤懇懇，給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絕不討價還價。因此，他同中國教師和曆屆的同學都處得很好，沒有人不喜歡他，不尊重他的。他後來回國結了婚，帶著夫人普拉巴女士又回到北京。生的第一個男孩，取名就叫做京生。長到三四歲的時候，活潑伶俐，逗人喜愛。每次學校領導宴請外國教員，一個必不可少的節目就是要京生高唱《東方紅》。此時宴會廳裏，必然是笑聲四起，春意盎然，情誼脈脈，喜氣融融。
時光就這樣流逝過去。他做的事情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過的日子也都是平淡無奇的日子。沒有興奮，沒有激動。沒有驚人的變化，也沒有難忘的偉績。忘記了是哪一年，他生了肺病，有點緊張。我就想方設法，加以勸慰。我現在已經忘記究竟對他說了些什麼話，但是估計像我這樣水平低的人，也絕不會說出什麼精辟的話。他可就信了我的話，情緒逐漸平靜了下來。又忘記了是哪一年，他告訴我，想到莫斯科去參加青年聯歡節。我通過有關的單位，使他達到了目的。這些都是小事，本來是不足掛齒的，然而他卻惦記在心，逢人便說。他還經常說，我是他的長輩，是他的師尊。這很使我感到有點尷尬，覺得受之有愧。
天不會總是晴的，人世間也絕不會永遠風平浪靜。大約是在1959年，中印友誼的天空裏突然升起了一團烏雲。某一些原來對中國友好的印度人，接踵轉向。但是，普拉薩德一家人並沒有動搖。他們不相信那一些造謠誣蔑，流言蜚語。他們一直堅持到自己的護照有被吊銷的危險的時候，才忍痛離開了中國。
接著來的是一段對中印兩國人民都不愉快的時光。我自己畢生研究印度的文化和曆史，十分關心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在這一團烏雲的遮蔽下，我有說不出來的苦惱，心情很沉重。我不時想到普拉薩德，想到他那一家人。當他們還在北京的時候，我實際上並沒有這樣想過，現在一旦暌違，卻竟如此憶念難置。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其中的緣由。難道我也想到“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嗎？我不知道，普拉薩德一家人在想些什麼，他們在幹些什麼。但是，我對於他那一家人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是從來沒有懷疑的。我相信，他同廣大的印度朋友一樣，既能同中國人民共安樂，也能同我們共憂患。他們既然能度過麗日和風，也必然能度過驚濤駭浪。
事實也正是這個樣子。等到天空裏的烏雲逐漸淡下去的時候，從遙遠的西天傳來了普拉薩德一家的消息。他確實是沒有動搖。在那些日子裏，他仍然堅持天天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去上班。當時大使館門外駐紮著軍警。每一個到中國大使館來的印度人，都要受到盤問。許多印度朋友，不管內心裏多麼熱愛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也隻好望而卻步。然而普拉薩德卻毅然巋然，絕不氣餒。當他在中國生肺病的時候，我心裏曾閃過一個念頭，竊以為他太脆弱。現在才知道，我錯了。在大是大非麵前，他是非常堅強的。我認識到他是這樣一個人：在脆弱中有堅強，在簡單中有深刻，在淳樸中有繁縟，在平淡中有濃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