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教育本土化須堅持揚棄與創新相結合的原則，即拋棄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思維模式，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外國教育特別是西方教育的組成要素和結構形式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審慎的篩選，根據我國教育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發揚教育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的主體意識，經過辯證的綜合，創造出既有本民族特色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新教育。要以揚棄與創新為指導實現教育本土化，就需要處理好對本民族教育的認同與對外來教育的適應的關係。任何民族的教育特別是現代化後來者的教育，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出現這樣一種矛盾運動：一方麵要維持自己的教育傳統，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麵又要吸收外來教育以壯大自己。這種矛盾運動就是教育的民族認同與對外適應。從西方教育現代化的曆史上來看，歐美各國實現教育現代化的一個強有力的杠杆，就是保持自己民族教育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民族教育的自我認同。我國要迎接世界現代化潮流的挑戰，實現教育的現代化，就需要以本民族教育傳統為依托，它不應該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國教育現代化的翻版。當然，肯定本民族教育傳統對教育現代化的意義，並不是認為它與現代化沒有任何衝突，可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而是要與外來教育相融合，廣泛吸取外來教育中的先進成分；在立足本民族教育傳統的同時，積極適應外來教育帶來的衝擊。
要以揚棄與創新為指導實現教育的現代化，就要處理好教育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關係。教育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是由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所決定的。如同文化一樣，教育作為社會現象，有著自己發生、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總是與一定曆史階段和民族區域相聯係的，因此，任何教育都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兩者是緊密相聯的。沒有教育的時代性，教育的時代精神就無從體現；沒有教育的民族性，教育的民族精神就無從反映。兩者對教育的本土化來說，民族性是本土化的主體，而時代性則賦予本土化以生機活力。他們在發現文化的時代性上是有貢獻的，但視時代性為文化唯一屬性則失之偏頗。
東方文化派人士從所謂“國情”出發，認為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生命的基礎，他們用民族的差異去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否認彼此的時代落差，視民族性為文化的唯一屬性，也表現出很大的偏頗。文化上的論爭給我們看待文化中之一部分——教育——提供了許多啟示。教育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是教育的兩種屬性，並非兩個可以相互脫節的二元實體。正因為教育的民族性富有時代的內涵，教育才不斷進步；正因為教育的時代性富有民族內涵，教育才可能在不同民族之間相互溝通、相互補償。
要以揚棄與創新為指導達成教育現代化，就要處理好教育的自我保存與自我更新的關係。
教育本土化不是固定不變的，它一方麵借著教育的自我保存功能而使自己保持鮮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麵又要借著教育的自我更新功能而使自己處於流變之中，使這種“本土”色彩依時而遷。一般地說，教育因其“體係負有傳遞傳統價值的職責”，“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重複，重複地把上一代從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知識傳給下一代”，所以它往往注重自我保存。但教育同時“也能使自己更新”，在外來社會條件的作用下，會更新自身的結構和內容。在教育本土化中，教育自我保存與自我更新有機地統一起來，既不能墨守成規，維持僵化不變的同一性，又不能使教育傳統突然中斷，產生“斷層”。它應該是傳統與現代的統一，是古今中外的綜合。這種統一，不是結果的統一性，而是活動的統一性；不是產品的統一性，而是創造過程的統一性。
在我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關於傳統文化現代化和教育現代化的研究日益增多，以“傳統文化現代化”或“教育現代化”為標題的文章不下三四百篇。但是，林林總總的著述，幾乎都是在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置之不理”的情況下闡發對傳統文化與教育現代化的認識的，甚至在一些文章中充斥著大量的口號性語言，理論性陳述所見甚少。這裏，並不是說要讚同西方現代化理論，或以這種理論為指南來分析我國傳統文化與教育現代化問題，而是說現代化理論畢竟是因世界現代化發展而產生的理論，它對現代化的種種認識對我們來說是有一定啟示的。也正是基於上述看法，本章力圖在了解、介紹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的前提下，著重對傳統文化與教育現代化做些理論上的分析與闡釋。
與教育現代化相比，教育本土化的研究在我國寥若晨星，幾乎沒有這方麵的專論文章。這裏對傳統文化與教育本土化之關係的考察，僅僅是一些“聊勝於無”的初步的思考，還需以後作出更深入、更紮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