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每人都有一個“衛生盒”，專門用來放置紙屑、鉛筆屑等廢物；一旦發現髒物，馬上自覺地進行清除。十多年中，學校從不進行大掃除或突擊性的衛生打掃，校園中也看不到“注意衛生”、“嚴禁××”之類的標語，但任何時候都找不到紙屑、果殼或痰跡。文明道德的要求已經內化為學生的穩定的素質。學校教育質量穩步提高，連年被縣、市評為文明單位、先進集體。學校還把教育工作向家庭和社會延伸，要求每個學生都成為學校的好學生、家庭的好孩子、社會的好少年、國家的好公民。全校學生無論在校內還是在家裏、在社會，都能保持良好的文明習慣，社會各界有口皆碑。這不正是和該校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的結果嗎？
可見，所謂“冷門”，其實並不冷，常常隻是由於傳統觀念或思維定勢的消極影響而形成的“盲點”，形成暫時被遺忘的角落。而一旦被有識之士發現並加以利用後，可能很快就成了“熱門”。可以說，隻會有“冷眼”，不會有“冷門”。我們有時候不愛動腦筋，別人沒有想到時，自己也想不到；一旦別人想到了，搞出成績了，馬上爭先恐後，趕緊去湊熱鬧。
唯別人馬首是瞻，怎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呢？殊不知在許多時候，人棄我取，反而能後來居上。
五、困境奮起式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一口氣列舉了一大串發人深省的事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他自己也是在慘受“宮刑”之後，創作出《史記》這部巨著的。無耿耿之憤者，無赫赫之功。古今中外皆然。兵書—亡說：哀兵必勝。置之死地而後生。到了窮途末路，無路可走之際，常常能通過反思，臥薪嚐膽，“殺”出一條生路，闖出一條新路來。
六、理想實施式
前麵介紹的幾種模式，多是由當時校內外的客觀情況決定的。除這些模式之外，還有一種重要模式：辦學主體從主觀的辦學理想出發，通過辦學實踐，努力實現自己的辦學理想。辦學理想主要是指辦學主體所構想的一種理想人格模式，並試圖使之在辦學實踐中得以實現。
我們知道，人的實踐不同於動物的行動，人在實踐之前就可以預見到實踐的結果。“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馬克思的這段名言，正是理想驗證模式的理論依據。
我國第一所女子大學的第一位中國校長吳貽芳生於1893年，在風雨如磐的年代，她飽經國難家難。在姨父陳叔通的鼓勵下，她以堅強的意誌從巨大的不幸中站立起來。1928年，她在獲得美國密執安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應聘回國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厚生”二字包含著吳貽芳對人生的深刻理解，體現—廠她的獨立的辦學思想。在前後數十年的辦學實踐中，吳貽芳時時處處以“厚生”精神嚴格要求和約束自己，她以校為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傾注到教育事業上。與此同時，吳貽芳也嚴格地以“厚生”精神要求、衡量師生，使之永久地感召著有誌之士獻身於社會，獻身於人民．獻身於事業。金陵女大雖已於1952年院係調整時停辦，但吳貽芳先生親手培育的“厚生”精神，卻長期伴隨著該校曆屆畢業生在我國知識女性中廣泛地發揮著作用。到1985年，曾在該校任教的穆思曼博士對此仍有深刻的印象：“金女大學生中有許多人對國家、對社會有強烈的獻身精神，將學得的有用的知識，為當時苦難中的國家和人民服務。”
這裏再舉一個國外的例子。日本教育家小原國芳的祖父是一位受入尊重的私塾先生。在其影響下，小原國芳從小就產生了“想當教師的宏願”。他在家道中落之後，靠自己的艱苦奮鬥先後考入並畢業於廣島師範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院哲學係教育專業。在幾年教育實踐中，他對當時日本學校為社會習俗所左右，成為升學預備學校的現象深為不滿，同時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想。1921年，小原國芳參加日本學術協會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大講堂舉辦的“八大教育主張講演會”，第一次提出了全人教育理論，響亮地喊出了人的個性全麵和諧發展的要求，同時，在頭腦中閃現出一所實現全人教育理想的“夢幻的學校”。於是，毅然決然地排除一切困難，用貸款在郊區叢林中購置了一片土地，創辦起玉川學園。1929年4月8日，學園正式開學，小原國芳隨即致力於實踐他的全人教育理論。半個月後，《東京日日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