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的知名度是學校教育的一種“教育能”。它能發揮一種先聲奪人的效應，產生猶如磁場中的磁力線那樣的吸引力，支配著潛藏於學生內心深處的向上力，使前來求學的莘莘學子產生一種“前提態度”——在入學接受教育之前，就對這所學校產生直覺的、象征性的理解，並在認知、情意和行為方麵形成信賴、向往和接納的準備性反應，從而為學校教育的實施開辟一條相對順利的捷徑。創建於1895年的北洋大學是天津大學的前身。1914年趙天麟任校長時，以漢河間獻王的“實事求是”四字訓勉學生，後來固定為校訓。該校素以嚴格著稱。
有嚴整不苟的教學計劃，豐富完整的課程體係，充實的實驗設備，認真的師資陣容，嚴格的考勤、考試製度和降級、淘汰製度。它的畢業生如去美國深造，隻要持本校的學士學位證書，即可不經考試而直接進入研究院。
我國著名水利工程專家、水電部前副部長張含英先生，曾回憶當年他報考北洋大學的情景：當從親友處得知當時最好的大學是天津的北洋大學時，“我暗暗下了決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這樣，在我中學畢業後，第一個誌願就是考北洋大學，根本沒有第二誌願。那時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時也在北京招生，為了達到一定要上北洋念書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報了名，也在天津報了名。結果我幸運地考上了！當時高興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學校的知名度對於一位學子的感召力，就是這樣地難以抗拒。國外也是這樣。被曆屆校友譽為“智商公立中學”的美國紐約市布朗克斯理工中學，以培養出三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兩位將軍、一位國防部長、一位黑人運動領袖和大量精英人物而名聞全球。其實，該校並無多少特殊之處，學生並不特別聰明，約1／4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校內也沒有豪華的設備，擔任該校校長三十多年的米爾頓·科佩爾曼先生說：“唯一特殊之處，是學生們自己選擇到學校來。”
該校以自己的知名度吸引著四麵八方的優秀學子，每年報考該校的學生總有7000人左右，而錄取的卻隻有900人。
學校憑借較高的知名度，不僅能吸引學生，而且能贏得社會廣泛的支持。抗日戰爭期間，天津南開大學及中學部遭日寇轟炸，學校變成一堆廢墟。抗戰勝利後，張伯苓立即在重慶召集同仁，籌劃複校工作。張伯苓堅信，憑著南開昔日的聲譽，複校工作定會得到社會各界和眾多校友的全力支持。他對先行回津具體籌辦複校事宜的三位老同仁說：“你們隻扛著南開這麵大旗去幹吧，結果，僅僅半年多時間，複校工作便基本完成。經辦者說：“校長給了我們這麵大旗，我扛著它真是無路不通……我們隻是跑跑腿，動動嘴，全虧這些社會人士們、校友們，有出錢的，有出力的，沒費什麼勁，就把工作全辦好了，這不是奇跡嗎？”這就是學校知名度產生的奇跡。
二、學校的自我宣傳
有一名老話：“酒好不怕巷子深。”受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一些學校做出了成績，不願聲張，生怕有“王婆賣瓜”之嫌。其實，不用說是今天這樣的信息社會，就是早在20世紀初，一些有見識的校長就很注重學校的自我宣傳。江蘇省常州中學曾於1913年被命名為江蘇省第五中學。為使社會了解學生學業之進展，該校從1915年起編印《江蘇省立第五中學校雜誌》，以學生作文、筆記為主，教師論文為輔，辟有文萃、學術、藝術、譯叢、記載等欄目，圖文並茂，半年一期，鉛印發行。該刊在社會極受歡迎，常常供不應求。為盡量滿足社會需要，學校在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等11處設置了分售點。這一做法在信息社會可能算不了什麼，但80年前的一所學校具有這樣的公關意識，確實是很可貴的。該校的出色的辦學成績隨著成功的公關行為迅速為社會所了解，社會上很快流傳起“蘇南五中，蘇北八中（揚州中學）”的說法。解放後，該校與揚州中學、南京師大附中、蘇州中學並稱省內的“四大名旦”。所有這些有利的公眾輿論，是與學校自我宣傳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