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也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對因明也下過功夫。在印度留學期間，曾從戒賢大師聽《因明》兩遍。在南薩羅國，他也曾跟一個婆羅門學習因明。回國時他攜帶的書籍中有《因明論》36部。他翻譯了《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論》一卷。他的大弟子窺基寫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可見他們師徒對因明的重視。法稱和陳那所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想來玄奘師徒也會遇到。他們對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著對唯心主義的衝擊，不管是多麼微小，多麼隱晦不引人注意，多麼違反玄奘師徒的本意，但它畢竟是一次衝擊。它產生的結果會是積極的、良好的。
上麵論述了有關玄奘個人的一些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玄奘這樣一個人呢？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欣賞宗教，也不宣揚宗教，我們同意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但是我們又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必須對具體的事物、具體的人，進行具體的、全麵的分析。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宋朝理學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心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與之對立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在中國思想史上，佛教也不無功績，盡管這個功績多半是從反麵來的。我們不同意像有一些同誌那樣對佛教采取一筆抹殺、肆口謾罵的態度。這表麵上看起來是非常“革命”的，實際上是片麵性的一種表現，是沒有力量對佛教進行細致分析批判的表現。其次，同佛教一起傳進來的還有印度的文學、藝術、音樂、雕塑、音韻，甚至天文、曆算、醫藥等等。這對我國文化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對玄奘的評價也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中國方麵來看，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關鍵性的人物，他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同時又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同唐王朝統治者的關係是一個互相利用又有點互相尊重的關係。由於他的關係，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寺院有了獨立的經濟，寺院的頭子都成了僧侶地主階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的唐朝皇帝發生矛盾。所謂“會昌法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無法避免這樣的悲劇。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誌為轉移的。
至於他個人，一方麵，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麵，他又周旋於皇帝大臣之間，歌功頌德，有時難免有點庸俗，而且對印度僧人那提排擠打擊，頗有一些“派性”。《續高僧傳》卷四《那提傳》說：“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這說明他信仰空宗，同玄奘不是一派。他攜帶了大小乘經律500餘夾，合1500餘部，永徽六年（655）到了京師，住在慈恩寺中，“時玄奘法師當塗翻譯，聲華騰蔚，無有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昆侖諸國，采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663）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①。 這裏的玄奘簡直像是一個地頭蛇，一個把頭。看來那提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道行的高僧，否則南方諸國的國王也不會這樣敬重他。然而隻因與玄奘所宗不同，便受到他的排擠、抑壓，而且自己帶來的佛經也被玄奘奪走，真有點有苦難言，最後隻能怏怏離開中國，死在瘴氣之中。連《續高僧傳》的作者也大為慨歎：“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