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麵確立教育科研的導向地位
北京五中把教育科學研究放在辦學的導向地位，是以深入的理論思考為基礎，並結合長期的科研實踐來驗證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我們在人類曆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要落後得多，因此，誰要是想在這裏找到終極真理，那麼，他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中國是窮國，中國又是教育大國。麵對世界教育現代化的潮流，窮國辦大教育，必定要在激烈的變化當中求得發展。在這樣的變化中不可能有全部現成的理論和現成的經驗供我們選擇。我們自己必須通過科研來探索發現，從而指導我們的教育改革。
曆史證明：教育的發展程度和質量效益決定了當今世界各國的國力強弱、武力消長、貿易競爭、科技較量等各方麵。在1983年，中國有兩位學者提出了“馬太效應”：窮則愈窮，富則愈富，差距拉大，惡性循環。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麼？經濟發展取決於人口素質，人口素質取決於教育水平，因此最根本的決定因素還是教育。世界首富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曾預言：“未來十年，衡量貧富的尺度將是教育”。五中學校結合學習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不斷宣傳馬太效應，就是為了加強曆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和時代緊迫感。學校曆來認為，沒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感的人是不清醒的人，沒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感的領導者是不合格的領導者。事實證明，科技可使生產力成倍數增長，高新科技可使生產力成指數增長，教育作為先導性、基礎性、未來性的產業是科技的強大後盾。一些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源於物的投入僅占20％，而源於人的投入卻占到80％。人力資源學說創始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教授舒爾茨測得大、中、小學畢業生智力活動的能量比為25：7：1。上海、蘇南等發達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招聘條件已達高中畢業，現在已要求大專水平……這一切，都要求五中學校堅定辦好基礎教育的自覺性和自信心，都要求我們教師上好每一節課，教好每一個學生，為提高全民族素質，促進經濟騰飛作出貢獻，而這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下的大膽的革新實踐。
1985年，光明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蘇步青效應》，並非名師出高徒，實乃高徒捧名師。“教師的成功，在於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陶行知《創造宣言》）因此要在學校大力宣傳，不想超過老師的，不是好學生；不想學生超過自己的，不是好教師。否則，一代不如一代，民族的興旺發達，國家的繁榮昌盛，還有什麼指望？要說中國的教育危機有若幹，最甚者莫過於“不合格的教師教出更不合格的學生”，這種可怕的惡性循環會構成對教育的極大威脅！在崗教師的德、才、學、識亟待提高，崇尚師承、依附中庸、文人相輕、妒賢嫉能等扭曲心態亟待改變，種種東方文化價值觀念中的糟粕亟待摒棄……據美國學者R·林恩調查百萬名青少年的結果表明：如果西方人（主要指歐美等國）的智商為100的話，東方人（主要指中日等國）的智商則為113；高智商（130以上）西方僅占2％，東方則占10％，當然，這不是我們自己得出的論斷。中國的青少年學生是大有希望的，關鍵在教師。《蘇步青效應》就是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結論，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是完全可能成為現實的，也是時代要求必須做到的，而提高教師素質的捷徑莫過於有理論指導的教育科研的實踐了。
基於這兩個效應，北京五中自“七五”開始，逐步明確提出“三個三”的辦學指導思想：即高舉“三個麵向”的大旗；貫徹“三個全麵”的教育方針；實現“三個特色”：教師教有特色，學生學有特色，學校辦有特色。
什麼是特色？怎樣辦出特色？經過理論學習、理性思考、實踐總結和群眾討論，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要想完成兩個轉軌（學校管理從經驗型行政型向科學型民主型轉軌，教育教學從依靠大幹苦幹向依靠提高教師素質能力轉軌），抓好三支隊伍（幹部隊伍四化建設、教師隊伍素質建設、學生隊伍風氣建設），提高學生四項素質（身心健康素質、政治思想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勞動技能素質等），必須堅持一個導向（教育科研導向），否則我們隻能在黑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