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在上部和前部區域產生了新的行為和新的區分性，保留了下部或者後部區域原有的行為和區分性。其結果也改變了下部或者後部行為與上部或者前部行為的一般關係，更有利於後者。
除此之外，還應當區分所有這些過程的兩個方麵，也就是兩類關係的變化。這一變化削弱了一組發音行為，強化了另一組發音行為。
1）在保留這種區分性的情況下，在發音領域的數量關係發生了變化。也就是它們的統計關係發生了變化。在原始雅利安語向古印度語的曆史發展中，替換窄元音就屬於這一類。
2）出現了新的區分性，在一個領域內出現了新的發音成分組合，或者在其他領域消失了某種區分性，發音成分的某些組合消失了。新係列或者新類型的舌麵音位（從原有的k、г等發展出ч、ж、ц、дз）的產生就是第一種情況的證明。三個舌根輔音定位的消失，送氣音和非送氣音之間區別的消失就是第二種情況的證明。
報告人試圖借助於象征性的公式將這一切簡短地表現出來。
這裏分析的語音曆史變化的主要後果之一與發音的每一個過程是一致的。因為發音是呼氣的，也就是從深處向表麵呼出的。
上麵陳述的觀點屬於純人類學的結論。在心理上和嚴格的語言學方麵應當說：
發音和聽音的區分，區分發音行為和聽音印象的能力，發音表象形成與發展，總之，發音領域的語言思維已經越來越從發音器官的下部和後部移向上部和前部。
所有上麵陳述的內容在第二論綱中作了歸納：
由於小小的偏離，或者是假象的，或者是實際的，最終從人類學角度看，人類言語發音曆史變化的一般性質就在於逐漸強化上部和前部器官的發音功能，加強這些器官的行為，在發音時相對減少下部和後部器官的行為。從心理角度，一方麵可以認為執行—語言思維是逐漸按照一定方向變化的，另一方麵，可以認為發音區分性的張力程度是呈比例逐漸變化的，在發音器官的上部和前部領域內容變得有利於越來越強的區分性。
接著報告人開始研究在所有語言區域中出現這個重現曆史—語音過程可能的“原因”。
當然，不能談論某種“預先的計劃”和“命運”。
以前，曾經指出過某些個別過程的個別“原因”。我們發現，舌根輔音的軟化和唇化是推動口腔發音行為的最巨大因素之一。從語言學視角，從此時、此刻的角度，這隻是曆史—語音變化之一，與共同思想無關。但從我所指的語言“人類化”的發展角度，從永久性角度看，這一切都屬於積累事實的概念。而這些事實證明了我所做的概括。
所發生現象和所涉及現象的相對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闡釋了下部和後部器官能力和它們的心理區分性減弱的原因。而它們所固有的確定性、清晰性和表現力解釋了上部和前部器官能力，及屬於它們的心理區分力增強的原因。
這時還應當注意，在表達說出的和聽見的內容以及被說出和被聽見的內容、預料到的內容時，從一部分個體傳遞到另一部分個體時，會發生什麼情況。這裏相對清晰透明度、確定性和表現力的意義就變得更明了一些。在沒有聽見，在沒有準確理解時，向更透明、更確定的方向傾斜就成為了合力。普通的、複雜的區分性分解為以下獨立的區分性：區分作為客觀的、物理現象的音素。區分肌肉感覺。區分音響印象。區分語音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