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國民族理論需要創立自己的體係。創立離不開吸納，而吸納必須是全方位的。前蘇聯的解體及民族矛盾的加劇昭示著其民族政策的失敗。但這種失敗既有理論指導上的，更有實際操作上的。因此，作為理論指導基礎的前蘇聯民族學研究不是其民族政策失敗的全部原因：前蘇聯幾十年來發展起來的民族理論成果也不全是無用之物。相反，他們得益於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和國內民族工作的豐富實踐，其民族理論較之西方更為係統和完備。因此，在創立發展我國的民族理論體係中吸納前蘇聯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同樣是必要的，而對於一度成為前蘇聯民族理論核心的民族過程理論更應如此。楊堃先生在向筆者談及這一點時也明確表示：“民族過程這個概念來自前蘇聯，蘇聯雖然倒台了，但這個概念不應隨之消失。科學是不會因國家政權的變動而改變的。”
前蘇聯民族過程理論的內容大致有以下幾點：
1．民族是一個穩定而又變動著的體係，這個體係在時間上的變化就是民族過程。
2．民族過程分為兩種基本形式：一是民族變異過程，它導致該族成員民族自我意識的改變，從一種民族狀態轉變為另一種民族狀態；二是民族進化過程，它表現為某些民族特點的轉變，但不引起民族自我意識的轉變，不造成族屬的變化。
3．民族共同體有兩種存在形式：一是純粹的民族，一是民族社會機體。由此，民族過程也分為純粹的民族過程和民族社會過程。純粹的民族過程表現為民族本身（語言、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識等）的變化，民族社會過程表現為民族社會共同體的變化（首先是經濟因素的變化）。
4．純粹的民族過程也區分為兩種基本形式：民族分化過程和民族聯合過程。後者又表現為聚合、同化和一體化三種過程。
5．製約和影響民族過程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包括語言、文化、心理、地域、人口、地理環境、物質生產、經濟聯係、階級和國家等。
從這些內容來看，民族過程理論對我國民族理論的建設至少在下述兩點上是有借鑒意義的：
其一，使民族現象的縱向研究更具概括性。我國學者普遍承認民族是一種社會曆史現象，認為它有產生、發展、消亡的特有曆史規律，也十分重視對民族作曆時性研究。但對民族的這些曆時運動如何表述，似缺乏統一、準確的詞語認同。“民族過程”一詞的使用盡管一時使人感到不甚習慣，但它的確準確地反映了民族的曆時性特征，把對民族縱向發展和變化的一切現象包攬無餘，具有極大的概括性。
其二，使民族縱向研究中的漸變或量變過程得以實現。民族過程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把曆史上民族共同體的所有變化都納入研究視野。勃羅姆列伊把廣義的民族過程就解釋為“民族某個成分的任何變化。”盡管把這種“任何變化”都注意起來是不可能的，但它畢竟提醒人們重視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漸變和量變，而不能把目光僅局限在具有“重大意義”的飛躍或突變上。這一點倒是和西方學者重視對文化變遷細微分析的傳統相一致，而這又是我國學術傳統所不足的。
此外，民族過程理論體現出的動感和重視民族與外部環境的關係等內容也無疑會增加民族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二、國家問題與民族過程研究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