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族問題一度成為世界局勢演變的熱點已是有目共睹，而這大量民族問題的症結點又或隱或現集中於國家問題：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或在國家中處於從屬地位的民族，極力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或在國家中極力爭取更大的政策權利；而占據主導地位的民族則利用國家來極力維護自己的統治和其它既得利益。五六十年代蓬勃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各國非主體民族要求自治的鬥爭，蘇東地區國家分裂之後各民族之間的戰爭，以及移民國家原住民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覺醒等都是這種問題的反映。應該說，民族問題和國家問題密不可分，國家問題也是民族研究的傳統內容。西方人類學從一開始就關注國家問題；本世紀40年代以來，隨著政治人類學的出現，國家作為一種政治體係在西方人類學界得到了更多的重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開山之作，而正是在這本書為把國家問題納入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後列寧、斯大林和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都對民族與國家的關係問題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對國家問題進行民族學研究，探討國家與民族的關係在我國學術界卻是一個十分薄弱的領域。20年代吳文藻先生的《民族與國家》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專文。文章概括地論述了國家與民族概念之間的區別和聯係，但限於時代，他不可能論及當代曆史所反映出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研究者開始涉及這一領域，他們從國際政治學和民族政治學等角度打開了研究的局麵，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尤其是寧騷先生的《民族與國家》和周星先生的《民族政治學》兩書，從各自不同的視角對此作了極為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許多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總的來說，這方麵的通論之作和正麵論述還不多，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隻是開始。
因此，對於我國的學術研究來說，將國家問題納入民族研究領域、探討民族和國家的關係，既有緊迫的現實意義，又是一個有待填補和加強的課題。
國家與民族的關係是縱貫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課題，它的曆史性決定了理當從民族過程的視角去把握考察。同時，作為包容民族曆時發展全部內容的理論體係，民族過程理論也理當包括民族與國家關係的內容。但遺憾的是，前蘇聯民族過程理論嚴重忽略了這一問題。勃羅姆列伊在其《民族與民族學》一書中，專章論述的“民族過程”僅從統治階級對民族過程影響的角度談到了國家的作用。其他前蘇聯學者有關民族過程理論的論述也是這種體例。因此，國家與民族關係的研究從既有的民族過程理論中得不到應有的東西。就民族過程理論來說，這也是有待補充完善的問題。
於是，本書民族過程與國家的研究，既是立足民族過程認識國家與民族問題的嚐試，又將是對既有民族過程理論的補充。
三、民族過程理論的兩點修正
既有的民族過程理論不僅缺乏與國家問題有關的正麵論述，而且表述問題的立場、角度和內容等囿於前蘇聯理論體係的局限，也難以完全為我國學術界所適用。所以，為我所用先需一個改造、修正的過程。在民族過程理論中，民族過程的定義和內容劃分占有基礎地位，也與本書論題密切相關，因此需首先予以修正。
（一）關於定義的修正
前蘇聯學者把民族過程定義為民族體係在時間上的變化。這個定義與這個理論所含內容不甚貼切，且從語義上看也是含混的。其實，顧名思義，民族過程即是民族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全部曆程。這是一個相當寬泛的定義，一切曆時的民族現象和民族運動都納入其中了。但這又是民族過程這一概念所應具有的題中之義。人類自形成民族以來，便都分屬於不同的民族，因而此後的人類曆史又都分屬於不同的民族過程之中，民族過程也就是那時以來世界曆史的發展過程。但民族過程相對於人類曆史既是同一的、又是特殊的。這種特殊性除了時段上的不同（民族過程隻能存在於民族存在的曆史時期）之外，還在於它不同的社會內容、運行方式和運行規律。它是以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組合形式——民族的生滅興衰、分合演進反映曆史進程的。因此，民族過程同一於社會曆史進程，同時也製約和受製於社會曆史進程，是社會曆史進程的一個獨立構成。這正是民族過程這一概念能夠成立、也有必要存在的原因，也是本書能夠將民族過程與國家並列考察的原因。
（二）關於內容劃分的修正
前蘇聯學者將民族劃分為“純粹的民族”和“民族社會機體”，據此又把民族過程劃為“純粹的民族過程”和“民族社會過程”。這是一個需要套入他們的理論體係方可曉喻的內容劃分。實際上，民族和社會是分不開的，或者說，民族就是社會存在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任何一個民族都應被作為一種社會看待，這個社會有它特定的群體，也有它藉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組織管理形式。於是，民族過程也就應包括族體形態過程、民族經濟過程和民族政治過程三種內容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