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家意識的培育。從國民和民族統一的角度來講，國家意識即民族意識，國家意識的培育也即民族意識的培育。國家意識的有無和強弱直接關係到國家統治的是否鞏固，因此，自國家產生以來，統治集團總會不遺餘力地向國民灌輸國家意識，培植國家意識。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和國家社會在世界的全麵覆蓋，國家成為唯一的整體社會和社會利益的最高歸結點，於是國家對國家意識的培育更為自覺。忠於祖國、獻身祖國成為國家之間最為一致的社會倫理。當然，由於曆史文化傳統的不同，各個國家在曆史上對國家意識的培育方式和重視程度也是不一樣的，這就直接影響到各個國家凝聚力的明顯不同。
教育和宣傳是培植國家意識的一般形式：每一時代每一國家都有自己特有的教育和宣傳內容，樹立有符合自己要求的愛國主義英雄典型。由於國家培植國家意識的本意最終在於維護自己的統治，所以國家在宣揚國家意識的同時也必然把國家和統治集團的利益聯係起來。於是“朕即國家”，“忠君即報國”等便成為奴隸時代和封建時代國家意識的特征，而愛國即愛自己的民主政府和愛社會主義又成為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意識的特征。
國家意識的教育和宣傳手段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變化的。早期曆史的口口相傳、文告詔令和詩文刊布等使國家意識的傳播非常有限，而當代高度發達的信息網絡和無孔不入的媒介傳輸使國家意識能夠達及國家的每一角落。這也是當代世界國家意識達至最強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民族和文化多元的國家來說，形成統一族體所需的自覺認同和精神凝聚力隻能由國家認同和對國家的忠誠轉化而來。國家認同和對國家的忠誠原本即是和國民統一的民族意識相通的，因此，從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建立開始，國家對國家意識的培育已和國民統一民族意識的培育結為一體了。從這一點來看，國家對國民統一民族意識的造就從近代以來就步入自覺了。
2．戰爭對國民統一族性形成的規約。戰爭是國家社會的經常事件，國家發動和參與戰爭是一種激烈的國家行為，它對國家範圍內民族關係的影響總是十分強烈的。可以認為，在所有促進國內民族凝聚力的因素中，國家之間的戰爭是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它對國民統一族性形成的規約是多方麵的。
首先，對外戰爭是對以國家為單位的民族意識的一種有力鍛造。國家對外戰爭使得“我”與“非我”界限分明。陣營清晰的對抗為國家和民族認同提供了明確的對比和參照；對外戰爭又使得以國家為單位的利益組合最清晰的顯現出來，原有的國內矛盾和衝突也會因此而大大降低。所以國民統一民族意誌所含的認同和利益感悟在對外戰爭期間總是能夠得到極為有效的鍛煉。正因為這一點，發動對外戰爭成為曆代剝削階級國家轉移國內矛盾、穩定自身統治的常用伎倆，聰明的政治家也會利用抵禦外敵的戰爭來團聚社會力量、造就新的政治局麵。而這些又不斷刺激著國民統一民族意識的形成。縱觀各國曆史，代表各自民族精神的民族英雄最常湧現在對外戰爭期間。中國曆史上的戚繼光、林則徐如此，法國曆史上的貞德、美國曆史上的華盛頓和前蘇聯曆史上的卓婭等也都是如此。應該說，他們都是國家意識熔煉出來的民族精英。值得提及的是，曆史上一些國家的民族獨立和形成正是靠對外戰爭才得以確立的：北美殖民地與英國政治關係的割斷、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正是仰賴於美國的獨立戰爭；英國和法國關係的割斷、各自獨立國家的形成也正是由於它們曆史上的“百年戰爭”。而與此同時，這也是美國和英法各自國家民族意識的形成過程。
其次，國家對國內民族的戰爭為打破民族封閉、建立國家範圍內民族的聯合創造了條件。國家對國內民族的戰爭一般發生於兩種情況：一是國家對給國家統治造成威脅的民族“反叛”或其它行為的鎮壓；二是國家統治力量因進入某一地區與當地民族的衝突。這些戰爭對統一族性的規約都表現在對民族區域封閉的打破，而這正是建立國家範圍內的民族聯合所必需的。對民族區域封閉打破更有影響的還有戰爭的結果。一般情況下，國家對民族“反叛”的鎮壓總會以國家的勝利而告結束。為了鞏固這種成果，國家常會采取的措施是“分而治之”，即繼續打破原有的民族居住格局。其中移民是最常見的舉動。這在中國曆史上所見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