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由矛盾構成的，這就要求法製節目在製作過程中要十分注重衝突的構建。一方麵，在前期采訪拍攝中，獲取故事化因素的情節、細節，另一方麵，在後期製作中，注意使用設置懸念、人物鋪墊、交叉敘事、加快節奏等故事片創作手法，以加強紀錄片的故事化創作。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鳳凰衛視的《文濤拍案》、山東電視台的老牌法製節目《道德與法製》和重慶台的《拍案說法》。《道德與法製》在1997年開始將節目標準由原來強調“法製性”轉變為“法製性與可視性的和諧”，提出了“法律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過程化，過程情節化，情節細節化，細節人物化，人物主題化”的新準則。重慶電視台的《拍案說法》則把“主題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細節化”當做節目新的發展思路，在故事中融入法的道理、法的精神，“在故事的表現上，適當運用情景再現，並且把某些關鍵且鮮為人知的細節運用再現鏡頭組合加工”。
不同於後兩者成立之初普法功能的約束，《文濤拍案》開播之初就已經貫徹了娛樂的精神。一個個案子雖然涉及各種社會問題，但從受眾角度來看，其實就是一個個曲折離奇、引人唏歔的故事。為了把故事講好，竇文濤借鑒了傳統藝術——評書講故事的方式，自己擔當起說書人的角色，身穿中山裝，安坐於書齋之中，節目變成了一個說書場。利用相關的各種照片、報紙、雜誌以及錄像等各種資料，按照故事的發展勾勒出一個個小高潮，在敘述過程中運用多種影音及演播表現手法凸顯情感元素，使得故事起承轉合。這種演說民間傳奇的方式，運用市井的調侃語言和諸多敘事手段，豐富了情境，強化了感染力，被美稱為“新派電視評書體”。2006年7月播出的《黃靜之死》，就是圍繞著女教師黃靜非正常的死亡，講述了她的母親為了給女兒洗刷冤情，先後五次屍檢、六次死亡鑒定的曲折故事。黃靜死亡——第一次屍檢：死於心髒病——第二次屍檢：死於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與呼吸衰竭——第三次屍檢：排除了因疾病導致死亡的可能——第四次屍檢：未發現病症，缺乏因疾病死亡的證據——第五次屍檢：因一男子進行特殊方式的性活動引發死亡。在講述故事過程中，利用每次屍檢得出的不同結論作為主線，不僅推動著故事情節的進展，也使得故事更加曲折生動，高潮迭起。
《文濤拍案》的成功之處還在於故事之外的“評說”，對於推進敘述方式故事化的探索是非常可貴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故事性固然能吸引觀眾，但節目的優劣並不是由案件本身的刺激性決定的。如果過分強調，雖然把握住了故事性，反而會與案件的深度性失之交臂。《文濤拍案》在故事中不僅加入了自己針砭時弊的看法，更是在節目結束時用一句勸諭語作為結束語，這也回歸到了法製節目的本質：在觀看故事的同時獲得法律理性。
四、技法多樣化
“采訪編輯片+演播室”是現在法製類節目比較常見的樣式，一般的模式為記者進行前期采訪，進行原始的影像采集，然後後期人員進行編輯，加入演播室主持人的簡要評點。但這種千篇一律的模式，其本身的乏味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收視心理需求。一定程度的調整和突破，加入多樣的表現手法，以增強娛樂性成分，成為法製節目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一方麵表現為視聽手法的調整。電視本身就是一門影像的藝術，聲音與畫麵的完美結合才能造就優秀的節目。尹力在《談電視法製節目的個性》中提到，“在法製節目的電視表現手法方麵，還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並非隻有紀實可用”。也就是說，法製節目不一定非是真實采訪的敘述性鏡頭和表現性空鏡頭的疊加。
音樂、美術、文學等門類的構架和手法都可以運用到電影電視的表現手段中，比如引用電視片段、MTV、名人名言、格言；適當引入音樂；借鑒動畫技術，如Flash；使用順口溜、兒歌、童謠等形式；以童話、成語故事開頭；文學手法與電視結合；第一人稱、擬人手法的妙用；借鑒小品等文藝節目的一些操作手法。《文濤拍案》十分重視這一點，除了必要的報紙、雜誌、錄像等資料，還會大量運用各種影像表現手段，如電影片段、觀眾耳熟能詳的音樂、各種民間流傳的歇後語和順口溜甚至是自製題板都一起上陣，這些都是《文濤拍案》拍得響亮、拍得精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