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可悲的是，這一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能稱得上獨特的值得稱揚的優良傳統，今天已被許多中國青年人忘掉了，忘得無影無蹤了。為了生活得好一點，多撈一些美元，竟忍氣吞聲心甘情願地住在一個中國人被視為不知是幾等（反正連二等也夠不上）公民的國家裏，天天吃著嗟來之食，我真想問一聲：美國的黃油麵包你咽得下去嗎？自己國家的事辦不好，有骨氣的人都應當咬一咬牙，排除萬難，把自己的事辦好，焉得厚著臉皮賴在人家的國家裏不走！
請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籠統地反對加入外國國籍。有的中國人，雖然入了美國籍，但身在異域，心懸中華，想方設法，幫助祖國辦好教育，搞好科研，希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這樣的人，在別的國家是極少見的。有的西方國家的人，一旦異化為美國人，就棄自己原來的祖國若敝屣，這同他們缺少真正的愛國主義這一件事實是密切相連的。
但是，話又說了回來，我對那些極少數身處異域、心懸中華的人，雖然有點尊敬；但是，我的尊敬是有限度的。在我的心理天平上，這種人同學成回國寧願一簞食一瓢飲的人，分量是有相當大的懸殊的。
語言，特別是外語的功能
上麵的話扯得太遠了，還是收回來談語言問題為宜。
語言是什麼？如果硬鑽牛角，世界上許多語言學派都有自己對語言下的定義，我個人覺得，這些定義都有片麵的道理，但都有偏頗之處。我在這裏不是寫論語言的專著，我想完全不理會那些定義，我想隻用傳統的對語言的看法也就夠了，這種看法就是：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的工具。這是不是就是想說，隻有人類才有思想，因而才有思想交流的工具呢？也還不這樣簡單。人類中有啞巴一種人，他們無語言而有思想，想要交流，隻能靠手勢。至於他們如何理解外在的世界，恐怕永久會成為一個謎。除非啞巴忽然能說了話，別人實無法越俎代庖。這問題我在這裏先不談。
至於禽獸有無語言，我知道，國外個別語言學家是主張禽獸也有語言的。這個問題同我現在要談的問題無關，我在這裏也先不談。
我現在談語言的功能，特別是外語的功能。對我們懂漢語又懂外語的人來說，同外國人交流思想，外語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然而，我卻聽說，30年代一個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的公使（那時候還沒有大使）隻用一個意大利文相當於漢語“這個”的詞兒，就能指揮使館裏的意大利工作人員完成他的指示。比如說，他指著窗子說“這個”“這個”。意大利人一看窗子，如果是開著，就把它關上；如果是關著，就把它打開。於是任務完成，皆大歡喜。其餘的事情可以此類推。宋代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們的公使先生以“這個”一詞治大使館，古今異曲同工，堪稱佳話。然而外語之為用渺乎小矣！
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而確實是事實。如你不信，我再舉一個例子。50年代我隨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赴東德開會，在莫斯科旅館中碰到一位中國民主婦聯的領導人，一位著名的國際活動家。她是從中國到日內瓦去開會的，孤身一人，一個翻譯也沒有帶，而她自己又下那一位公使一籌，連外語的“這個”也不會說。然而竟能行萬裏路，從容不迫。我們私下議論，實在猜不透她在路上是怎樣生活的。這也是一個事實。外語的功能又顯得渺小了。
但是，我必須鄭重聲明，這些個別的例子，雖為事實，實不足為訓。那一位到了日內瓦參加會議時必定會用翻譯的；那一位公使在外交談判中隻用“這個”，也是辦不到的。我絕不是勸人不學外語，而是勸人外語學得越多越好。我隻想告訴讀者，漢語和外語的功能都不是絕對化的。我們不是啞巴能夠說話，但有時還未免要動用手勢。中國古時就有言意之辨，言是難以盡意的。不管怎樣，我個人的經驗是，掌握漢語或外語越好，則動用手勢越少；反之則越多，而產生誤會的機會也就越多。這種情況有時會影響思想交流，影響社會生活。在關鍵時刻，還會貽誤“戎機”，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盡上一切力量掌握好漢語和外語。
翻譯的危機
一個人掌握一種外語，已極不易，遑論多種！但是，居今之世，國與國之間必須打交道，打交道就必須靠翻譯。這已是常識，不必多談。
中國是最早的有翻譯的國家，在先秦典籍中，已有翻譯的記載。自從漢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印高僧以及其他一些中亞民族的高僧，從事譯經工作者，代不乏人。明末歐風東漸，又掀起了一股從西方語言譯為漢文的高潮。此外，還有古今少數民族，如藏、蒙、回鶻等等，也都翻譯了大量的佛典。到了近代和現當代，翻譯的範圍日益擴大，翻譯的功能日益顯著。在某一些方麵，已經到了沒有翻譯就無法過日子的程度了。
從上麵極其簡略的敘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斷言，從古至今，從實踐到理論，中國都可以算是世界翻譯第一大國。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中國現在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翻譯危機。我們翻譯的量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麵也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及時程度更不是世界第一。在這些方麵，日本都走在我們前麵。我個人沒有研究過日本的翻譯，他們的質量怎樣，我不敢瞎說。但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翻譯質量卻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我接觸的翻譯並不是太多；但是，僅就我接觸到的那一些來說，質量或多或少是有問題的，其中原因很多。有的譯者外語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功夫去學習，急功近利，靠翻字典來翻譯。有的人自以為是，連字典也不肯翻，抓住一本書，就譯開了。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出版社的所謂責任編輯，有的通外語，有的通之不多，他們有的不肯核對原文。社會上，出版界，又缺乏有力的審查和監督製度。我認為，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現在有某一些譯本，不用查原文，僅從漢文不通之處，就能推知譯文是有問題的。可惜這種危機現象還並沒有能引起社會上，尤其是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一味聽之任之，文恬武嬉，天下太平。
然而，我的心裏麵卻無論如何也太平不下去，我深深知道翻譯的重要性。從外國原作者來說，不管他們的學問多麼大，書寫得多麼精彩，對不懂原書的語言的外國人來說卻都是像天書一般。誰也沒有如來佛那樣大的本領，有天眼通，有天耳通，能識盡人世間一切文字和語言。在世界各國，不管你能通多少外語，反正不能盡通。像這樣能通多種外語的人，還不得不依靠翻譯，遑論他人！就全體而論，我們中國人，盡管誰也不敢說我們缺少學習外語的天才，可是，事實上，我們由於種種原因，同東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們中國的外語水平還是比較低的。專以英文水平而論，我們的普遍性和水平較之印度，甚至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還是有相當差距的。不承認這一點，不能算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學習外語，淺嚐輒止，似乎並不困難。但要精通，卻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還必須有相當高的才能。二者缺一不可。我舉口譯作一個例子。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周恩來總理接見外賓，形形色色，除了政治家之外，有時也會有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這時候陪同會見的人中往往有中國的學者和藝術家、文學家等參加，我也有幸多次參加這樣的會見。在這樣的場合，口頭譯員是必不可少的。有時候，在外賓離去後，周總理往往讓中國陪同人員留下，談一談剛才招待的情況。外賓在時，我的任務隻不過是揖讓進退，鞠躬如也，奉陪末座，一言不發。外賓一走，我們這些剛才是木雕泥塑的人，現在也活了起來，必須開口說話了。有一次，周總理含笑問翻譯說：“今天你又貪汙了多少呀？”翻譯也笑著回答說：“不多，不多！至多不過20%。”此時，郭沫若也在座，他接起話頭說：“我在日本住了多年，家中說的是日本話。但是，如果今天讓我擔任日語口譯，我最多也隻能翻到80%。
能有這個成績，就應該表揚了。”總理點頭稱是。
又有一次，還是這樣的場合，周總理對外賓說話時，使用“倚老賣老”這樣一句俗話，翻譯雖然譯出來了，但感到有點困難。這一點總理也注意到了。於是在外賓離去後，他就同大家討論“倚老賣老”究竟如何譯為英文才算妥帖。大家七嘴八舌，最終也沒有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不失原文韻味的譯法。
這僅僅是兩個例子，但從中也足以看出口譯之困難。口譯難，筆譯也不易。在這兩方麵，我個人都有不少經驗與教訓。我曾學習過不少的外語，但是，有的已經交還給老師。在剩下的那些外語中，筆譯我使用過五六種，其中包括那一種稀奇古怪的吐火羅文。從梵文中譯成漢文的最多，巴利文、英文和德文都有。口語能應用到一定程度的，隻有英文和德文。口譯工作我也曾作為臨時客串擔任過，其中困難，我所深知。端坐羅滿山珍海味的宴會桌前，食難下咽，如坐針氈。大約隻有幹過這一行的，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至於我的口譯究竟貪汙了多少，那就概難言矣。在這裏，我還必須聲明一句：我對有一些外語都是用過十年寒窗的苦功的，絕非倉促臨陣磨槍。
我刺刺不休地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我隻想說一點，就是學習外語並不容易。我在下麵還會談到這個問題。這同今天的翻譯危機有什麼瓜葛呢？我個人認為，今天翻譯之所以有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譯者有意或無意地認為學習外語很容易。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力矯這種弊端，然後我們外語界才有希望。
學習哪一種外語
我在上麵多次談到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但是，在世界上，民族林立，幾乎都各有各的語言或方言，其數目到現在仍然處在估計階段，究竟有多少，沒有人能說得清楚。至於語言的係屬和分類的方法，更是眾說紛紜，一直也沒有大家都承認的定論。
一個明顯的問題擺在我們眼前：我們中國人要學習哪一種或幾種外語呢？這個問題在中國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學校裏，科研單位，社會上，都在學習英語，而這個解決方式是完全正確的。
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領導世界共運時，根據傳記的記載，他們二人之間也有所分工，馬克思主要搞經濟問題和理論研究，恩格斯分工之一是搞軍事研究，在他們的圈子裏，恩格斯有一個綽號叫“將軍”。至於語言，二人都能掌握很多種。希臘文和拉丁文在中學就都學過，馬克思能整麵整段地背誦古希臘文學作品。據說他們對印度的梵文也涉獵過。他們二人都能用德、英、法文寫文章。德文以外，用英文寫的文章最多，這是當時的環境使然，不足為怪。恩格斯更是一個語言天才，磕磕巴巴能說十幾種外語。他們同家屬一起到北歐去旅遊，擔任翻譯的就是恩格斯。
總起來看，他們學習外語的方針是：需要和有用。
60年前，當我在德國大學裏念書的時候，德國文科高中畢業的大學生，在中學裏至少要學三種外語：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或法文。拉丁文要學8年，高中畢業時能用拉丁文致辭。德國大學生的外語水平，同我們中國簡直不能同日而語，這對他們不管學習什麼科都是有用的。歐洲文化的淵源是古希臘和羅馬，他們掌握了這兩種語言，給他們的人文素質打下了深厚廣闊的基礎。至於現代語言，比如英文、法文、荷蘭和北歐諸國的語言，由於有語言親屬關係，隻要有需要，他們用不著費多大的力量，順手就能夠撿起。據我的觀察，他們幾乎沒有不通英文的。
總之，他們學習外語的方針依然是：需要和有用。
我們中國怎樣呢？我們學習外語的目的和方針也不能不是需要和有用。
拿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我們今天學習外語首當其衝的就是英語。而近百年來我們的實踐過程正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了這個方針。五四運動前，英語已頗為流行。我們通過英語學習了大量的西方知識，連德、法、俄、意等國的著作，也往往是通過英語的媒介翻譯成了漢文的。五四運動以後，有些地方從小學起就開始學英文。初中和高中都有英文課，自然不在話下。山東在教育方麵不是最發達的省份，但是，高中畢業生都會英文。學習的課本大概都是《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等等，英文文法則用《納氏文法》。從這些書本來看，程度已經不算太淺了。可是，根據我的觀察和經驗，山東英文水平比不上北京、上海等地的高中畢業生。在這兩個地方，還加上天津，有的高中物理學已經采用美國大學一年級的課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