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我們正處在20世紀的世紀末中，也可以說是處在第一千紀的千紀末中，再過幾年，一個新的世紀，21世紀和一個新的千紀，第二千紀，就要來到我們眼前。值此世紀和千紀轉軌之際，學術界的各門學科都在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語言學界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過去將近100年中，我們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以外一些人士，對待外語的態度有天翻地覆的轉變。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世紀初的漠然懵然進到了世紀末的肅然狂然。時至今日，不但大中小學都有了英文教學，連給店鋪起名，給商品命名，給新生嬰兒起名字，都非帶點洋味不行；連官方的電台也稱之為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好事呢，還是壞事？這是進步呢，還是退化？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這裏先不深入探討。但是，我個人總認為，這是大勢所趨，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頭搖得再厲害，也無濟於事。
但是，我們語言學界也不能特立獨行，我們也不能反潮流，我們也必須在回顧與前瞻的基礎上思考與語言有關的問題。問題千頭萬緒，絕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先提出一個在我們日常活動中和學術研究中漢語與外語的關係問題，來談一談我個人的看法。
當前的情況
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我已在上麵稍有所涉及，我在這裏集中談學術界的情況，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情況，後者是有些代表性的。
北大是處在社會中的，並非世外桃源。社會上彌漫著的外國熱——簡短截說，實際上就是英語熱——當然會波及北大；不但波及，而且變本加厲。可是根據我多年仔細地觀察與體會，我終於發現，盡管在這裏英語熱熱得發燙，但是，該學的人中卻有不愛學者，而在學習的人中，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
什麼叫“該學的人”呢？我首先指的是教師，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師，而是所有的教師。到了今天，大家都會承認，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學科，都是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閉，閉關鎖國。如果真想這樣做的話，其無前途完全是可以斷言的。就拿中國國學來說，表麵上來看，這是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不通外語，完全能夠玩得轉的。然而，如果不是井蛙觀天而是放眼世界的話，則立刻就能發現，別的國家也在研究我們的“國學”，而且由於研究基礎和傳統的不同，由於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差異，往往能發我們所未發之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即得，不承認是不行的。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這個真理了，他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外國漢學家往往喜歡搞一些很小很偏僻的題目，搞一些我們中國國學家所疏忽不注意的題目，搞一些由於語言條件的限製而我們搞不了的課題。這些題目完全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使我們的國學研究涵蓋麵更廣，鑽研得更深。這會大大地有利於我們的國學研究，彰彰在人耳目，不言自明。至於國學以外的其他國際通行的學科，我們更需要隨時了解世界各國同行們的研究情況，絕不允許閉門造車，其道理更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解釋反而會成為贅疣。
能做到這一步，必須通外語。
現在北大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的學科要與外國接軌。我認為這個說法提得好，提得鮮明生動，是不易之理，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界進步的表現。但是，如果想接軌，必須首先知道，軌究竟在什麼地方，否則自己的軌往哪裏去接呢？亂接一氣，驢唇對不上馬嘴，接這樣的軌有什麼用處呢？
真想接軌，必須通外語。
事實上，有一些軌就在眼前，比如說到外國去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出席的基本上都是同行的學者，這些就是擺在眼前的軌，要想接立刻就能接上。然而，“眼前有軌接不得，隻緣缺乏共同語”。我曾多次參加國外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有時候我國派出去規模相當大的代表團，參加者多為著名的學者，個個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在國內國際廣有名聲。如果請他用中國話作學術報告，必然是廣征博引，妙語連珠，滔滔如懸河瀉水，語驚四座。然而，我們的漢語，雖然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數居眾語的前列，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能爭取到國際學術通用語的地位，一出國門，寸步難行。沒有哪一個在國外召開的學術會議規定漢語為會上發表論文的通用語，我們隻好多帶翻譯。然而有不少會議規定，參加主席團不能帶翻譯，宣讀學術論文不能帶翻譯。於是不會說洋話的代表團長（在國內往往是個官）隻好退避三舍，成為後座議員。而有一些很有價值的優秀論文也得不到向國外同行們顯示的機會。
在會議休息時，往往到大客廳裏去喝點咖啡或茶，吃點點心，這正是不同國家的學者們交流感情、增強友誼的好時機。每一位學者手端一杯飲料，這裏聊上幾句，那裏侃上一陣，胡談亂侃中，往往包含著最新的學術消息。如果有共同的語言，這真是如魚得水，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秀才不出廳，便知天下事”。然而可惜的是我們中國的學者，隻帶了一張嘴，卻沒有帶語言工具，除了點頭微笑之外，連“今天天氣，哈，哈，哈”都說不出來。尷尬之態可掬，隻好找中國人紮堆兒談話。
參加國外學術會議，必須通外語。
我在上麵舉的這幾個必須學習外語的例子，隻是順手拈來，一點求全的意思也沒有。真想求全，是辦不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我覺得，僅僅這三個小例子也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我談的對象也絕不僅僅限於大學的圈子，這個圈子以外的所有的科研機構中的人員，都應當包括在裏麵的。至於在政府部門，不管是經濟、教育、法治、國防，等等，等等，都必須同外國同行或非同行打交道。語言不能溝通，必須配備翻譯，翻譯必須學外語，而且還要學好外語，這屬於常識之列，用不著多說了。
我現在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一談學習外語的必要性。不管是在大學，還是在科研部門，研究學問第一步要懂目錄學，特別是與自己研究的學科有關的目錄學，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中國有造詣的學者，比如說乾嘉諸大師，以及西方各門學科有成就的學者，無不如此。不通目錄學，不看新雜誌，你連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都不會找到。研究學問，不能閉著眼睛捉麻雀。一個題目，特別是在自然科學內，如果別的國家的學者已經研究過，而且已經得出了結果，你懵懂無知，又費上力量，從事研究。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將會騰笑士林，無顏見人。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情況與此稍有區別。比如一個莊子，別人能研究，你當然也能研究。因為人文社會科學有一些題目不是丁是丁，卯是卯，同一個題目結果也能夠而且允許不同的。即使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必須了解國內外與自己研究有關的進展情況，與自己看法相同的可以增加研究信心，與自己看法不同的可以供自己進一步推敲和思考。而且研究學問，不是創作寫詩，你必須認真搜集資料，資料越多越好，要有“竭澤而漁”的氣魄。古代學者隻搜集中國材料就足夠了。我們處於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搜集資料隻限於中國是絕對不行的，必須放眼世界。這是時勢使然，不這樣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這一步，必須學習外語。
根據我上麵的極簡短的說明，人們已經可以知道，在當前中國，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已昭如日月。我既講了北大的教師，也講到了北大以外的科學工作者。很可惜，在這些人中，不懂外語的和所懂不多的，人數並不算太少。更可惜的是，他們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對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似乎一點也不理會。我希望，這種局麵能夠盡快改變。
在“該學的人”之外，我還必須提到一類“學者”，我的意思是指“學的人”或者“愛學的人”。他們愛學外語，當然是一件絕大的好事。但是我又說到，他們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一類人中，青年學生較多。他們學習得非常刻苦，除了上正課以外，有的還參加什麼“英語強化班”，有的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們真懂得了學習外語（首先是英語）的重要性了嗎？倘你進一步深入了解，可以說，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他們是懂得的。英語是一把金鑰匙，可以幫他們打開出國的大門，可以幫他們拿到綠卡，可以使他們異化為非中國人。這是學習的目的。目的決定學習方式。指導他們學習的指揮棒就是大名鼎鼎的托福和GRE。這兩個指揮棒怎樣指揮，他們就怎樣跟著轉，不肯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學外語會得到一個什麼結果，可以想見。抱著這樣的目的，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外語，難道還不令人擔憂嗎？
我對出國留學的看法
讀了上麵我寫的那一些話，也許有人會懷疑我是反對出國留學的。
不，不，絕對不是這樣。我不但不反對中國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而且真誠地積極地希望和幫助他們這樣做。不但年輕學生，連並不年輕的教員，不管是哪一門學科的，我都希望他們能夠出國看一看，學一學；時間可長可短，走的國家可多可少，訪問和學習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多少年來，世界各國的人士都承認，現在的世界越變越小了。不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早已被我們遠遠地拋在後麵，連法顯、玄奘、義淨時代到天竺去取經要經過艱難跋涉、千辛萬苦的情況，也早已成為曆史陳跡。當今之世，出國千裏萬裏，朝發夕至，人類連當年被認為是“天上宮闕”的月球都能夠登上。要想再當井底之蛙，是絕無可能的。何況我們這一些在大學或其他科研機構學習和工作的人，更需要放眼世界，否則學習和工作都絕無前途。因此我才有上麵說到的那些想法和希望。
但是，我希望我們中國的老、中、青年的學者們，甚至包括一些學生在內都能夠到國外去看一看、學一學，其目的同當前的人數不能算是太少的青年們努力通過托福和GRE考試的目的是絕對不相同的，是針鋒相對的。我希望，他們看一看、學一學之後還要回到我們的祖國來，用看到的和學到的本領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而那些兀兀窮年、廢寢忘食努力學習外語，通過必要的測試終於到了外國的青年人，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能拿到綠卡，放棄了中國國籍。正如中國俗話所說的那樣：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
我是堅決反對和蔑視這種行為的。
但我自己並不是一個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放棄一個國籍，取得一個新國籍，這完全是個人的行動，並不是犯法的行為。可是我覺得對這個問題必須作具體的分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所謂“具體的分析”者，就是要看為什麼，在什麼時候，加入什麼國家，放棄什麼國家。這話太玄虛，還是直白地說為好。我不講別的國家，隻講中國與美國。中國是一個窮國，而美國是一個富國，就眼前來說，這是最大的區別。嫌貧愛富，雖然說是人之常情，但是卻一向為中國倫理道德所鄙視。西方國家的倫理道德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可能認為這是正常和正當的行為，別人無權說三道四。
但是，在中國則不然。前幾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其中我談到，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養成了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是講骨氣。二者有聯係，又有區別。存在決定意識，這兩個特點也是中國曆史存在所決定的。中國從先秦起，每一個朝代都有“邊患”，也就是外敵的侵略和騷擾。這些外敵今天可能已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但在當年卻確是敵人，屠殺我人民，強占我土地。這種長達幾千年的外敵壓境的情況，就決定了中華傳統的愛國主義。像嶽飛、文天祥、林則徐等等家喻戶曉的愛國人物，沒有外敵的國家是不會產生的。
至於講骨氣，則與此有聯係，又有區別。在外寇的斧鉞前麵，絕不貪生怕死，這也是愛國主義的一種表現。在別的地方，中國人也講骨氣。寧願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幾千年來在中國傳為美談。三國時候，禰衡擊鼓罵曹；民國時候，章太炎赤足持扇胸佩大勳章站在新華門前痛罵袁世凱；新中國成立前夕，朱自清忍饑不吃美援麵粉，如此等等，都傳為佳話，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硬骨頭。
眼前，我們國家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由於眾多的原因造成了我們仍然是一個窮國，人們，當然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工資極低，同國外比較起來，簡直讓人感到寒磣和臉紅。我認為，這隻能是一個暫時的過渡現象，將來一定會改變的。我們眼前的日子確實過得非常緊，可並沒有看到哪一個知識分子真正挨餓的。而且按照中國古老的傳統，越是在困難中越應該顯出我們的骨氣。“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句話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