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看上去有點危言聳聽，但是我自認是實事求是的，毫無嘩眾取寵之意。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翻譯大國，曆史長，數量大，無論哪一個國家都難望其項背。這是中外都熟悉的事實，用不著再論證，也用不著再重複。
從清末民初開始，中經“五四”，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到今天，中國的翻譯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譯了大量的書，文、理、法、農、工、醫，各科都有。這些翻譯對促進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對啟迪中國人民大眾，起了無法估量的作用。我簡直無法設想，如果沒有這些翻譯，中國今天的教育文化和國家建設事業會是什麼樣子。
關於翻譯問題，我自己曾涉獵過一些書籍，古今中外都有。對於翻譯理論，我也特有興趣。中國古代的翻譯理論，內容異常豐富，涉及的麵也很廣。到了近現代，西方的理論蜂擁而至，五花八門，爭奇鬥豔。有一些理論分析得非常細致，顯得十分深奧；然而細究其實，卻如繡花枕頭，無補於實用。在這一方麵，同在別的方麵一樣，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認為，為一些人所非議的嚴又陵的一句話：“譯事三難，信，達，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簡潔明確，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謂“要言不繁”了。這三個字，缺一不可；多一個也似乎沒有必要。能做到這三個字，也可以說是盡翻譯之能事了。
我個人覺得，三個字中，以第一個“信”字為基礎，為根本。這個字做不到，就根本談不到翻譯。我探討翻譯問題，評論翻譯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實於原文。如果這一點做不到，那就不叫翻譯，什麼“達”，什麼“雅”，就如無根之木，無本之草，無所附麗。嚴複定下了這三條標準以後，自己是認真遵守的。翻譯《天演論》時，因為是借題發揮，不是真正的翻譯，所以他不叫“譯”，而叫“達恉”。
我這篇短文的題目是《翻譯的危機》，危機正出在不遵守“信”這個標準上。
我最近若幹年來沒有從事翻譯工作。但是，由於主編一些刊物和叢書，有時候也難免接觸一些譯稿。去年，友人推薦了一部譯稿，想收入我主編的一套叢書中。友人介紹說，譯者英文水平是高的，曾多次擔任口譯工作，勝任愉快；在筆譯方麵，也已出過兩部書。這樣一個譯者應該說是能信得過的，友人又是我的老朋友，一位在國內外聲名遠揚的學者，也應該說是能絕對信得過的。譯稿就要寄出版社付排了。不知為什麼，我一時心血來潮，非要看一看譯稿不行。於是向譯者要來了原文。我仔細對了幾頁，就發現了一些問題。我自己拿不準，又央求周一良教授把譯文同原文對上幾頁。結果他的意見同我的完全一樣：譯文有問題，不能寄出版社。我仍然相信，這位青年譯者的英文是有水平的，他勝任口譯也是可信的。但是，口譯與筆譯不同，口譯要求達到百分之百的準確，是很難做到的。一個譯者能譯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錯了。過去周恩來總理和郭沫若先生我都親耳聽他們說過這樣的意見。但是，筆譯由於有充分的思考的時間，必須要求極高，即使不能達到百分之百，也必須接近這個水平。我認為，我這個意見是通情達理的，必能得到大家的讚同。
上麵說到的這位青年譯者的已經出版的那兩部書，情況怎樣呢？我沒有讀原書，不敢瞎說。但是，根據合理的推測，它同我看的譯稿差別不會太大。我們很難設想，送給我看的這一部譯稿碰巧水平特別低，而已經出版的則水平特別高，這是不大可能的。
我們的思想從這裏生發開去，想得遠一點，再遠一點，想到了最近幾十年來全國已經出版的若幹千種萬種的翻譯，我就有點不寒而栗了。我們不能否認，這些翻譯的著作中，有水平很高的、能達到信、達、雅三個標準的。但是，同樣也不能否認，其中必有相當多的一批譯本是有問題的。我沒有法子去做細致的統計，我說不出這些壞譯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估計，壞譯本的數量也許要超過好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