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73年起開始翻譯《羅摩衍那》，彈指之間，已經過去10年了。現在我終於走過了獨木小橋，也走過了陽關大道，把全書最後一篇第七篇的草譯稿整理謄清，這一部兩千年來馳名印度和世界的洋洋巨著就算是全部翻譯完了。我輕鬆地舒了一口氣，陡然覺得肩頭上的擔子減輕了許多。
經常有一些朋友對我翻譯這樣一部巨著感到有點驚奇。他們似乎覺得，我做這一件並不輕鬆的工作，一定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工作，才動手翻譯的。事實不但不是這個樣子，而且恰恰相反。與其說我有什麼準備，毋寧說我毫無準備。我翻譯這一部書，完全出於一種意外的偶然性。隻要想一想1973年的情況和我當時的處境，就完全可以了解這一點的。
當時，“四人幫”還在台上，耀武揚威，飛揚跋扈，“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我雖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但處境也並不美妙。我處在被打倒與不被打倒之間，身上還背著不知多少黑鍋。國家的前途，不甚了了；個人的未來，渺茫得很。隻有在遙遠的未來，在我所看不到的未來，也可以說是在我的心靈深處，還有那麼一點微弱但極誘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撐著我，使我不至完全喪失信心，走上絕路。其間差距，也不過一頭發絲寬。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自己一生恐怕很難看到這光芒來到我麵前了。我的歸宿大概是到一個什麼邊疆地區或者農村，去接受一輩子“再教育”。我當時對自己的前途隻能看到這一點。一切別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應該的。我當時過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適應。一個月有幾天要到東語係辦公室和學生宿舍所在的樓中去值班，任務是收發信件，傳呼電話，保衛門戶，注意來人。我當時幾乎成為一個“不可接觸者”，出出進進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認識，我坐在那裏也等於屍位素餐，對保衛門戶，起不了什麼作用。不過我仍然準時上班，安心工作，習以為常，並無怨言。我想，這樣平平靜靜地活下去，無風無浪，也還是很愜意的。
是不是我就完全消極而且悲觀了呢？不，不，不是這樣。我上麵講到的那一點埋在我內心裏的光芒，雖然我自認為是遙遠到我終生難近，但它畢竟是具體的，是真實的，又是誘人的，我還願意為它盡上我的力量。即使自己見不到，也沒有多大關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古有明訓，實屬正常。而且在我過去幾十年來的生活中，我養成了一個閑不住的習慣，我指的是讀書和寫作的閑不住；不管好壞，我總得思考點什麼，寫點什麼，我絕不讓自己的腦筋投閑置散。
但是，在那樣的境況下，我還能思考什麼呢？又能寫點什麼呢？創作已經毫無可能，研究也早已斷了念頭。想來想去，還是搞點翻譯吧。翻譯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連想也沒有去想。既然為翻譯而翻譯，為了滿足自己那閑不住的習慣而找點活幹，最好能選一種比較難的、相當長的、能曠日持久地幹下去的書來翻譯，這樣可以避免由於經常考慮這個問題而產生的困難、尷尬的局麵。我過去翻譯過幾本印度古典文學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確實“天真”的人們稱做“黑貨”與“毒品”。現在再選擇也出不了這個範圍。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貨”就“黑貨”、“毒品”就“毒品”吧。結果我就選中了《羅摩衍那》。
這一部史詩的梵文原本，在國內隻能找到舊的版本。我從什麼地方知道了，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繼《摩訶婆羅多》精校本後的另一個偉大的成就，頗受到國際上梵文學者的好評。但此書國內沒有。我於是抱著一種僥幸的心理和試一試的想法，托北京大學東語係圖書室的同誌去向印度訂購。我預料，百分之九十九是訂不到的；即使訂到，也要拖上一年兩年。好在那時候時間對我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一年兩年就一年兩年吧。但是，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沒過了幾個月，書居然來了，裝訂精美的七大巨冊，整整齊齊地排在那裏。我起初簡直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這對我當然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心裏麵那一點猶猶疑疑的念頭為之一掃而空，我決心認真地進行翻譯，我於是就濡筆鋪紙幹了起來。這是一部世界名著，對印度，對南亞，對東南亞，對中國，特別是西藏和蒙古，甚至對歐洲一些國家，都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這影響還不僅限於文學、舞蹈、繪畫、雕刻、戲劇、民間傳說等等，無處沒有它的影響。在印度以及南亞、東南亞一些國家，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並無減少之勢。意大利文、法文、英文都有了全譯本。據說蘇聯也已出了俄文譯本，在譯本完成時，蘇聯科學院還召開過隆重的慶祝大會。日本也有人正在翻譯並且開始出版。還聽說，美國有一個專門研究《羅摩衍那》的學會。至於研究這部書的著作，不管是在印度國內，還是在印度以外，那就多得不得了，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總之，這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須翻譯的書。在中國曆史上，我們曾在一千多年的長時間內翻譯了大量的佛經。《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和書中的故事，漢譯佛典中雖然都提到過，但卻一直沒有翻譯。因此，翻譯這部書就成了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此時，我眼前和我內心深處的那一點遙遠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它在無形中督促著我，雖然渺茫，但又具體，它給我增添了力量。
我原以為，《羅摩衍那》的梵文原文，除了個別的章節外，是並不十分難懂的。雖然量極大，翻譯起來會遇到困難，但也不會太多。可是一著手翻譯，立刻就遇到了難題。原文是詩體，我一定要堅持自己早已定下的原則，不能改譯為散文。但是要什麼樣的詩體呢？這裏就有了問題。流行的白話詩，沒有定於一尊的體裁或者格律，詩人們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覺得不恰當。我於此道是外行，不敢亂發議論。所謂馬雅可夫斯基體，在這裏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完全用舊詩來譯，也有困難，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別人看不懂。反複考慮，我決定譯成順口溜似的民歌體。每行字數不要相差太多，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魯迅先生談到的那幾條關於新詩的意見，我認為是完全正確而又可行的。魯迅說：
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但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我自己實在不會做，隻好發議論。
現在，我雖然同意魯迅的意見，卻不能隻“發議論”，而要下手去做。魯迅說：“我自己實在不會做。”我至少也應該這樣說，我實際上是更不會做； 可是偏又騎虎難下，非做不行，我就隻好硬著頭皮來獻醜了。
解決了譯文文體，當然算是闖過了一個難關。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我已經開了頭，可以順利前進了。但是緊接著就來了另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我究竟準備譯多少篇呢？究竟要用多長的時間呢？我這個人少無大誌，老了也沒有大誌。在我當時的那種心情下，別說大誌，連小誌也不多了。我曾多次在心裏琢磨：我能譯完這一部按出版社的計算方法有近300萬字的巨著嗎？我從前讀唐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玉華寺眾，殷勤啟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眾情專至，俯仰翻數行訖，便攝 （收）梵本，停住告眾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複辦此。”
我現在自量，氣力完全可以辦此。但心情卻不能辦此。因此，我對自己提出的問題的答複是完全否定的，一點猶疑也沒有的。我想：如果我能譯出三篇，也就是說，還不到全書的一半，那就很不錯了。我自己也就很滿意，覺得不算虛度下半輩子了。
就這樣，我苦幹了四年。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此時，《羅摩衍那》我還譯了不到三篇，也就是說，還沒有達到我預期的指標。然而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國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我的精神。從前眼前那一點遙遠的光芒，此時陡然閃耀起來，而且距離我也越來越近起來。但是，就是在這時候，我還沒有明確地想修改我的計劃，沒有完全從“胸無大誌”改為“胸有大誌”，沒有立下把全書翻譯完的雄心壯誌。
但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誌們不知從什麼人那裏聽說我正在翻譯《羅摩衍那》，告訴我，他們準備出版這部書。這是我以前絕對沒有想到的。我上麵已經說過，我之所以翻譯，完全是為了滿足自己那種閑不住的習慣。古人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並不認為翻譯《羅摩衍那》完全無益，但是我的想法卻與古人微有相似之處。現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機會，自然是喜出望外，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從這時候起，我才認真考慮這一件工作。此時，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並非完全清醒，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仍然模糊，我還不了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對粉碎“四人幫”這件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事，我還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樣，國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個人的未來，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掃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鍋，不知怎麼一來，全都揭掉了。我已經失掉當“活靶子”的資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這個“資格”，絕不會感到惋惜與遺憾。就在這樣的心情下，我開始修改我的翻譯計劃，決心把全書譯完。至於能不能譯完，究竟能譯完幾篇，我還不完全清楚。無論如何，雄心已經大了起來，那一個隻翻譯三篇的計劃終於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