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刊登在《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4期上。文章的主要內容是針對W.L.Smith一篇文章中的論點的。cīnī在印度的一些語言中有“白砂糖”的意思，而這個字的本義是“中國的”。這就說明，印度的白砂糖，至少是在某一個地區和某一個時代，是從中國輸入的，產品和煉製術可能都包括在裏麵。然而，Smith 先生卻堅決否認這一點，說中國從來沒有把白砂糖輸入印度。他說出了許多理由，卻又自相矛盾，破綻百出。他的論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針對Smith先生的論點，我的論點是：中國的白砂糖確曾輸入印度。輸入的地點是印度東部的孟加拉，輸入的道路是海路。至於輸入的時間，則問題比較複雜。我經過一番考證，得到了這樣的認識：中國的明末清初，也就是公元16、17世紀，中國的煉糖術在從13世紀起學習埃及或伊拉克巴格達的製糖技術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中國的白砂糖大量出口。至遲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白砂糖也從泉州登船，運抵印度的孟加拉。這是從中國到印度來的最方便的港口。時間還可能更早一些。這就是cīnī這個涵義為“白砂糖”的字產生的曆史背景。
論證是完美無缺的，結論也是能站住腳的，然而並非萬事大吉，它還是有缺憾的，而且是致命的缺憾：它沒有證據。實物的證據不大可能拿到了，連文獻的證明當時也沒有。我為此事一直耿耿於懷。
最近寫《明代的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翻檢《明史》，無意中在卷321《外國傳》，榜葛剌（即孟加拉）這一節中發現了下列諸語：
官司上下亦有行移醫卜陰陽百工技藝，悉如中國，蓋皆前世所流入也。
我眼前豁然開朗，大喜過望：這不正是我要搜求的證據嗎？地點是孟加拉，同我的猜想完全符合。這裏的“百工技藝，悉如中國”，緊接著就說“皆前世所流入”，是從前從中國傳進來的。“百工技藝”，內容很多。但從各方麵的證據來看，其中必須包括煉糖術，是沒法否認的。有此一證，我在前文中提出的論點，便立於牢不可破的基礎之上。
到明初為止，中印文化交流可能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曆史；也就是說，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印文化已經有了交流。到了明成祖時代，由於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孟加拉成了交流的中心。這從當時的許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比如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誌》等等。從明代的“正史”《明史》（清人所修）也可以看到。從《明會典》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這些書談到孟加拉（榜葛剌），往往提到這裏產糖霜，有的還談到貢糖霜。
從表麵上來看，白砂糖（cīnī）隻不過一個微末不足道的小東西，值不得這樣大做文章。然而，夷考其實，卻不是這樣子。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人，都感到一個困難：既然講交流，為什麼總是講印度文化如何影響中國呢？印度學者有的甚至稱之為oneway traffic（單向交流）。中國文化真正沒有影響印度嗎？否，絕不是這樣。由於印度人民不太注意曆史，疏於記載，因此，中國文化影響印度的例證不多。我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力矯此弊，過去找到過一些例證，已經寫成文章，比如《佛教的倒流》等就是。我這樣做，絕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想同印度爭一日之長，而完全是出於對科學研究的忠誠。科學研究唯一正確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我們追求的是客觀真理。
cīnī問題就屬於這個範圍。所以繼前一篇之後，在得到新材料的基礎上又寫了這一篇。
1993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