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外文化與文論》談起
對中外文論我都涉獵過一點，也確實讀過不少的書。但所務不專，淺嚐輒止。又因為自己的專業不在這方麵，因此沒有特別加以注意。所以一直到今天，興趣雖在，鑽研不深，仍然留在中外文論的門外，遑論登堂入室。但是，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一分為二。在某一些方麵，一個門外漢反而能看出點門道。因為他所入不深，了無所蔽。沒有真正專家們的條條框框，沒有那一些“枷鎖”，跳起舞來，反而更能輕鬆如意。這種情況恐怕很多人都是承認的，用不著詳細論證。
我是一個腦筋閑不住的人，酷好幻想。幻想的不一定都能切中肯綮，但偶爾也能搔到癢處，談到點子上。見仁見智，各人看法不同，我不好再在這裏“老王賣瓜”了。
最近讀到了“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和四川聯合大學中文係漢語言文學研究所合辦出版的《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十分感興趣，覺得是一本好書，立即推開手邊的其他工作，讀了起來。但我其他的工作畢竟還是太多，太雜，太急，沒有能讀完全書，被迫放下。僅就讀過的幾篇來說，我學習了不少的知識，獲得了很大啟發。我那愛好胡思亂想的老毛病又發作起來，如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這就是一篇“絮語”的由來。
論所謂“失語症”
“失語症”這個詞兒見於曹順慶教授的一篇文章中《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為了避免失真，我索性先抄一段曹先生的話：
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第一步，是要主動地迎接並推動世界文化的轉型，主動與西方文化展開對話，在對話中互釋互補，達到跨文化的創造與建構。然而，對話，首先要解決文化話語問題。遺憾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於文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因此，重建中國文化話語具有相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因為中國文化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重新建構自己的理論話語，否則，就隻能充當西方文化的摹仿者、追隨者甚至附庸。
然而，當今文藝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語症。
而曹先生引了我的話，說“我們東方國家，文藝理論方麵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創造什麼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係。他又引了香港黃維梁教授的話，說“在當今的世界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這些話我都是完全同意的。在文章的最後，曹順慶教授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他說“首先是從話語角度對中國傳統文論進行發掘整理，這包括三個層次的工作”。為了把他的想法說明白，我看，我還是抄他的原話吧：
1.話語核心概念範疇的清理；2.對文化架構的清理；3.對話語表述方式、言說特征的清理。其二是在與西方文論話語對話中使之凸現、複蘇與更新。這包括中西不同話語麵對同一基本問題的共同言說，中西話語表述方式的互照，中西範疇互釋，中西文論話語的互譯等等。其三是將初步複蘇的中國話語放到古代文學中，甚至在外國文學中測試其話語的有效性及其可操作性，在實踐操作中對傳統話語進行改造與更新。最後，在“雜語共生態”中，在廣取博收之中，逐步建立起既立足於本民族深厚文化根基，又適合於當代文學實踐的中國文論新話語。
這無疑都是好的、很有見地的意見。“話語”一詞是一個新詞兒，是英文出discourse 的釋譯，涵義頗多。根據我膚淺的理解，主要指術語一類的東西。
如果曹先生這一篇文章寫在一兩年前而我又能讀到的話，我無疑會完全讚成的。可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這“半瓶醋”又有點不安分起來，又想晃蕩一下了。我原來也認為，中國文論雖然曆史悠久，內容極為豐富，但是使用的術語——我也想學著使用一下這個新詞兒“話語”，但不知恰當否——比較籠統、模糊、渺茫、玄虛，總之一句話是不“科學”。我認為西方文論的術語是確切的、清晰的，是“科學的”。我們應該努力學習和使用西方“科學”的術語，用來分析我們的文學作品。這樣，我們的文論就會在世界上有了聲音。改模糊為確切，改混沌為具體，改感悟為分析，改印象為邏輯，最好能改成數學的方程式——這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但是，最近以來“晃蕩”的結果，我忽然得到了“頓悟”，覺得東西方文學有極大的不同。專就西方文學而論，西方文論家是有“話語”的，沒有“失語”；但一讀到中國文學，我認為，患“失語症”的不是我們中國文論，而正是西方文論。我們中國文論家必須改弦更張，先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回歸自我，仔細檢查、闡釋我們幾千年來使用的傳統的術語，在這個基礎上建構我們自己的話語體係，然後回頭來麵對西方文論，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中外（東西）文論的根本差異
我這一番話說得有點石破天驚，必須詳細地說明我的理由，我先從中外文論的根本差異談起。
既然同稱文論，必有其共同之處，這一點不待辨而自明，用不著多說。我在這裏強調的是差異。
理論是怎樣產生的呢？是從哪裏來的呢？一般說來，必先有現實或實踐，然後從現實或實踐中綜合、抽繹、歸納成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這就是理論。把這種理論再拿回現實或實踐中去檢查，能夠符合實際，這理論就算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部分或者全體不正確的，這理論還不能算是成立了，必須重新研討。
眾所周知，中國漢族文學的載體是單音節的方塊字，語法上沒有形體上的曲折變化。這同西方的自古希臘羅馬留傳下的有字母的、有語法變化的語言文字是完全不相同的。語言文字的載體不同，從而在把單詞編成的文章上，特別是在詩歌創作上，其審美標準絕不會相同。詩歌講韻律（有的也不講，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共性，但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同，韻律也會大異其趣。從中產生出來的理論也絕不會一樣。這個道理並不難明白。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差異還不在形式上，而在根本的思維方式上。我認為，西方的思維方式是分析的，而東方的以中國為代表的思維方式則是綜合的，我悟出這個道理以後，近幾年來，我曾在許多篇文章中，在許多次座談會和討論會上宣揚過，文章和發言都很多，請有興趣者自己去參考，我在這裏不再刺刺不休地說個不停。讀我的文章和聽我的發言的人，有讚賞者，有反對者，有態度不明者。這本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不這樣反倒會是怪事。我既不興奮，也不敗興。但是，最近我在光明日報社召開的有文理工農各科學者都參加的座談會上，聽到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王渝生教授的發言，卻感到了興奮。他說，最近在香港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他就這個會的討論主題：21世紀前沿科學的展望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講到，21世紀的前沿科學，其中首先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指導思想，應該是中國幾千年一直流傳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次，他又講到，他以一個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史研究專家的身份，感到西方的基本思維方式是分析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基本思維方式則是綜合的。由於行當不同，我的那些文章他絕不會讀到，我的那些發言他絕不會聽到的。這完全是“英雄所見略同”。我竊自比為“英雄”，有點不夠謙虛，不過這是一句成語，我也無從改變。總之，我聽了王先生的發言以後，石破天驚，空穀足音，我真有點“喜欲狂”的勁頭了。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能夠在本行以外一個自然科學家的嘴中聽到了完全相同的意見。我的信心倍增，再堅持自己的看法時絕不會心裏打鼓了。
話收了回來：東西文藝理論之差異，其原因不僅由於語言文字的不同，而根本是由於基本思維方式之不同。隻有在這個最根本的基礎上來探討東西文論之差異，才真正能搔著癢處，不至隻作皮相之論。
試論王靜安的“境界”說
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篇幅雖不算太長，但在中國近代文論史上卻占有頗為重要的地位，有頗大的影響。我對這部書雖讀過多遍，卻不敢說有什麼深刻的理解，我現在僅就書中最著名的“境界說”提一點小小的不同的看法。
“境界”二字來自佛典翻譯，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人間詞話》的基本思想是受了西方一些哲學家學說的影響，恐怕也是一個事實。
靜安先生對自己的“境界說”是頗為得意的。他寫道：“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麵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對於靜安先生境界說本身，我不敢讚一詞，但是對於“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我卻有一點疑問，一個小小的無傷大雅的疑問。王先生說：“‘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所舉的例子中，別的我且不說，隻說陶淵明的兩句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王先生把它列入無我之境。我認為，實際上是有我的，漢文可以不用主語，如譯為英、德、法等文，主語必赫然有一個“我”字（I，ich，je）在。既然有個“我”字在，怎麼能說是“無我”呢？我覺得，在這裏不是“無我”，而是“忘我”，不是“以物觀物”，而仍然是“以我觀物”，不過在一瞬間忘記了“我”而已。
這種想法同境界說關係不大，但也不能說一點關係都沒有。
言意之辨
蘊藏於人類內心中的思想、經驗等等謂之意，外化為聲音或文字謂之言。在動物界中，這是人類所獨有的東西。言、意二者之間有極大的矛盾，早為哲人所感知。西方古代哲人也發現了這個矛盾，而在中國，無論是在哲學史上還是文學史上。這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美學史上，當然也會例外。其關鍵就在於：“言”能不能夠充分地、完整地、真實地表達出心中的那個“意”來，簡略的說法就是：言能不能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