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印度文學院院長羅摩坎達·羅特先生閣下，
尊敬的印度駐華大使南威哲先生閣下，
尊敬的印度朋友們，
尊敬的北京大學副校長何芳川先生，
尊敬的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胡家巒先生，
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尊敬的印度文學院院長羅摩坎達·羅特先生和印度文學院。
世界知名的文學機構印度文學院，授予我名譽院士學銜，在我的確是一大喜事，也是一大榮譽。這是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的標誌或象征。我認為，這一崇高榮譽不能僅僅屬於我一個人，而應當屬於所有從事印度研究的中國學者。其中有些人現在就在座。他們應當與我分享這一榮譽。
眾所周知，自遠古以來，中國和印度就一直是好鄰邦和好朋友。甚至在先秦時期，即在東周時期，我們已經能夠在諸如《戰國策》和《國語》這樣一些中國典籍中，主要是在神話和寓言中，找到印度影響的一些蛛絲馬跡。在屈原的詩歌中，特別是在《天問》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印度的一些影響，主要是神話方麵的影響。在天文學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中國和印度的相互影響。中國的著名發明，如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等，從中國傳到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國家。中國的紙和絲以及絲織品，經由絲綢之路從中國傳到印度。與此同時，中國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是功不可沒的。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在近2000年的歲月中，印度文化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在各種不同學術領域中，都可以發現印度的影響。佛教在中國人民中風行起來。一言以蔽之，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有著十分悠久的曆史，而這種交流促進了我們兩國的社會進步，加強了我們的友誼，並給兩國帶來了福祉。在人類曆史上，這是一個在任何別的地方都不曾發現的絕無僅有的例證。
我是在德國開始印度學研究的。最初，我的專門學科是所謂的混合梵語，即梵語、巴利語和俗語形成的一種混合語言。我用德語撰寫了幾篇長文，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我返回中國後，由於缺乏資料，可以說我是被迫改變了自己的專業。我開始做一些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麵的研究工作。嗣後，我開始將印度古典文學名著如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和《優哩婆濕》《五卷書》以及一些佛本生故事從梵文和巴利文譯成中文。所有這些翻譯作品都受到了中國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沙恭達羅》曾被數度搬上中國舞台。不過，我的貢獻畢竟微不足道。
現在，我們正處於世紀之末。明年，我們將迎來一個新的世紀，乃至一個新的千紀。萬象都將更新。可惜，我行年已經八十有八，我不能再繼續做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了。然而，我一點也不心灰意冷。我記得三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和詩人曹操寫的一首著名的詩，其中幾行如下：
老驥伏櫪，誌在千裏；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我將這幾行詩當作座右銘並照其行事。我衷心希望，中國人民和印度人民一如既往地繼續保持傳統友誼並一如既往地繼續進行文化交流。我們兩個偉大民族的友誼與合作將促進世界和平，而世界和平能夠造福人類。
謝謝你們耐心地聽我講話。
1997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