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這三種權威基礎上的組織及其社會支配方式的綜合比較，韋伯得出，以傳統權威為基礎的支配方式是為了保存過去的傳統而行事，對領導人的挑選不是按能力而進行的，因而效率是低下的；以“卡裏斯瑪權威”為基礎的支配方式則更多地帶有感情色彩，他認為建立在“卡裏斯瑪權威”基礎上的個人魅力型支配行為方式是一種短暫的、不穩定的支配形式。經過一段時間後，這種權威形式必然會例行化（routinized），或者轉變為傳統型權威，或者轉變為理性的與法製的權威。所以這兩種權威，以及建立在這兩種權威基礎上的組織和依據這兩種權威而作出的支配行為都屬於非理性的範疇，都不宜作為現代官僚組織及其行為的基礎，隻有理性—法律的權威才能作為現代官僚製組織及其行為的基礎。
（2）官僚製度理論。韋伯把官僚製度當作中性詞看待，他認為官僚製度是現代社會為維持其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組織手段。現代資本主義的出現是與官僚製不可分離的，盡管企業家占有生產手段、市場的自由、理性的技術、可預測的法律、自由勞動力、經濟生活的商業化等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在這些條件中，官僚製的意義是最為關鍵的，隻有官僚製才是使經濟行為得以收到預期效果的基本前提。
韋伯對傳統的官僚製是持否定態度的，他所極力構建的是合理性的現代官僚製。在對傳統官僚製的比較研究中，他找到了現代官僚製合理性的內容。韋伯認為，合理性的官僚製隻能發生在選擇了法理型統治的理性國家之中，隻有擁有了理性的法律，建立起了普遍法製觀念，並有著貨幣經濟、通訊和運輸手段、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專門的文職階層，才能建立起合理性的官僚製。他在合理性的前提下來描繪現代官僚製的模型，認為現代官僚製由於其明確的技術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現出了它的合理性。官僚製度的基本要素有三個：一是勞動的專門化與分工，二是為社會所公認的合理合法的權威以及負責的下級的表層結構，三是精確、穩定而嚴格的對事不對人的法律與規章製度。
3．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
托克維爾以美國的民主為考察對象，通過分析民主的後果和有利於維護民主共和製度的基本因素來闡發他的民主理論。托克維爾所言的民主，意指“身份平等”，或者說是“一種平等被普遍接受的根本社會價值社會”。他是在社會層麵上使用民主一詞的。雖然托克維爾有時也把“民主”與“政治”或“製度”結合起來使用，但其意是指以平等為社會基礎的一種統治或製度形式，而並不必然包含代議製、分權製衡等現代民主在製度上的要求。
他認為身份平等的實現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全麵而又深刻的。在《論美國的民主》下卷中，他從智力活動、情感、民情和政治社會四個大的方麵論述了民主的影響。托克維爾從以下六個層次論述了民主的後果：大量孤立的、平等的個人的出現；它能夠照顧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權貴的利益；個人主義的流行造成了一個唯物主義與平庸化的社會；個人變得日益渺小和無力，最終使個人完全喪失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而依附於社會大眾的見解；公眾的意見以全體精神大力壓服個人智力，將公眾的意見強加於和滲透於人們的頭腦，從而“把個人的理性限製在與人類的偉大和幸福很不相稱的極小範圍內”；一旦多數的權威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就會導致一種新的專製形式：多數的暴政。托克維爾認為，有助於美國維護民主共和製度的原因，可以歸結為這樣三項：上帝為美國安排的獨特的、幸運的地理環境，法製，生活習慣和民情。托克維爾著墨最多的是論述民情對於維護政治製度的重要性。所謂民情，托克維爾指的是“一個民族的整個道德和精神麵貌”，它“不僅指通常所說的心理習慣方麵的東西，而且包括人們擁有的各種見解和社會上流行的不同觀點，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是特別幸運的一個民族，他們在自己的母國已經養成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慣，他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他們從英國的貴族那裏取來了關於個人權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愛好。美國民情當中對於克服民主弊端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個因素是美國人對“正確理解的利益”原則的承認，所謂“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指“不反對每個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個人的利益應當來自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