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佛教狂熱時期，隨著佛學的廣為普及，社會上掀起了一股以仙佛聖賢命名的高潮，不僅士族階層趨之若鶩，就是民間百姓也樂此不疲。一時間，“金剛”、“力士”、“菩薩”、“羅漢”紛紛走入人名，善男信女更以名字中的“佛”味為榮。據統計，當時“僧”字的入名率僅次於“之”字，居第二位。嗣後，這種帶有濃鬱宗教色彩的人名一直不絕如縷，如唐代大詩人王維，字摩詰，“維摩詰”是菩薩名。到了遼、金、元三個王朝仙佛命名又一度複興，人名中的“觀音”、“普賢”、“藥師”、“老君”、“文殊”屢見不鮮，可視為魏晉遺風。起這類名字，一方麵反映了佛教的深入，另一方麵也體現了父母的愛心，希望子女有神佛保佑，能趨吉避凶。這已經有期望的意思在裏麵了。
由於民族審美心理的影響，一些含義積極、祥和、美好的漢字，其入名率非常高。例如唐五代人喜歡以“彥”字命名，“彥”是指德才兼備的人。從唐末至宋初，史書中名字有“彥”字的人物多達145人，如彥超、彥英、彥章、彥成、彥卿等。又如明清時天津北塘人喜愛“勝”字，這一習慣源於嘉靖年間抵禦倭寇侵略、保衛家鄉的傳統。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諺：“充丁必有勝，沒勝不成勇。”所以在北塘人的名字裏大都有“勝”字，如張大勝、李得勝，王總勝、趙常勝等。
總之，時代精神的感召，社會時尚的漸染，民族心理的影響，使古代人名豐富多彩，審美價值不斷提高。但也因此形成一些用字熱點，為重名現象埋下了禍根。
古人在長期的命名實踐中，不斷摸索命名的基本規律，探討命名的要訣。據《左傳·桓公六年》記載，魯國大夫申曾總結出周代取名的五項原則，他說：”名有五：有信，有義，有像，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像，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
“以名生為信”，就是以嬰兒出生時的情景和生理特征為取名素材。例如衛公子黑背、楚公子黑肱、晉成公黑臀；唐叔虞和魯公子友的得名，也是因為出生時手掌紋路像“虞”字和“友”字；鄭莊公名叫寤生（“寤生”是“逆生”的意思），是因為其母武薑生他時難產。由於這種命名法真實地記錄了嬰兒出生的情景，所以稱之為“信”。
“以德命為義”，是指父母在命名時要寄托某種期望，或表達某種感情。也就是說，名字中要含有較深的寓意。例如周太王希望他的孫子能昌盛周室，故取名為“昌”，姬昌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周文王又給他兒子取名為“發”，希望他將來能發兵誅紂，姬罰就是後來的周武王。
“以類命為像”，大約是以嬰兒的體形外貌為根據，聯想一個相似的實物形象為名。例如孔子生下來時頭頂像附近的尼丘，中間低四周略高，故取名為丘，字仲尼。
“取於物為假”，“假”是借的意思，即借客觀事物來取名。這是一種十分常見的命名法。
“以類命為像”也是取於物，但要受嬰兒實體的局限，故遠沒有這種命名法應用廣泛。例如古人名中的孟軻、孔鯉、子路、司馬耕等。
“取於父為類”，即根據嬰兒與其父的某一共同點取名，或其父根據自己的情趣、愛好、特點來給孩子命名。總之，名字的素材來自其父身上，故說“取於父”。例如魯桓公姬允得子，恰好和他生日相同，於是就起名為“同”。
申所總結的這五種命名法，顯然還很不完善，其中有些似是而非，不著邊際。但在當時質樸無文的時代背景下，對古人命名活動確實起了一定的指導作用，所以，直到漢代仍在沿用。
古人命名，除了上述方法外，還講究“六避”，即命名時需要回避的六條原則。《左傳·桓公六年》引申言：取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牧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意思是說，周代諱死者之名，周天子、諸侯或者尊長死了，就不能再稱說他們的名字了。這樣，他們在生前取名時就要回避國名、官名、山川名、畜牲名和器幣名。因為這些名稱在社會生活中要經常使用，如果廢棄不稱，就會引起混亂和麻煩。
“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指國君不能用本國的國名做名字。如果用國名為名，國君死了之後就要廢棄國名，而國名是周天子所命，不能輕易更換，所以在取名時必須加以回避。但別國的國名與本國無關，毋須廢棄，因此仍可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