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官”，“以官則廢職”，是說不能用官職名做名字。如果用官職名為名，國君一旦崩逝，就要廢棄這一官職或改換新官職名，這樣容易造成官製紊亂。例如晉僖侯名叫司徒，為了避諱，不得不廢除司徒一職；直到晉文公時才恢複這一官職，改稱中軍。
“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是說國君不能以所祭祀的山川名為名。古人有祭天地山川的習俗，如果用祭祀的山川名為名，國君卒後就要改換山川名。例如漢文帝劉恒死後，改北嶽恒山為常山。
“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祀”。古人迷信鬼神，熱衷於祭祀，而牛、羊、豬三牲或馬、牛、羊、雞、狗、豬六畜是最主要的祭祀供品。如果國君以這些畜牲名為名，就不能再用它們來進行祭祀，所以在取名時必須予以回避。
“不以器幣”，“以器幣則廢禮”。器指禮器，幣指玉帛，都是祭祀時的用品。如果國君用器幣名做名字，他死後就要廢棄相應的器物，從而影響祭祀等禮儀活動，故取名時也要回避。
以上五種規則主要是針對周天子和國君的，因為他們的名字避諱範圍大，稍有不慎，便容易給國家造成重大影響。
至於取名時“不以隱疾”則是說不能涉及個人隱秘的疾病名稱為名，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避不祥，同時也是為了社交時的體麵。
“五則”、“六避”是古人從命名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宗法社會的產物。我們可以看到，古人關注的不是命名的技巧，而是命名的禁忌；重視的不是人名本身，而是人名的應用。
“六避”原則已成為封建社會避諱的濫觴。周代以後，一方麵命名的方法不斷創新，另一方麵避諱的條例也不斷趨於嚴密。
三、古人的字與命字
古人除了有名外，一般還有字，例如孔丘字仲尼，諸葛亮字孔明，杜甫字子美，唐寅字伯虎，等等。字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禮記·檀弓》中說：“幼名，冠字，周道也。”所謂“幼名”，是說嬰兒出生三個月後，由父親取的名；所謂“冠字”，則是指孩子成年舉行加冠禮時，由父兄的親朋好友取的字。
根據古代的禮製，貴族男子20歲時要舉行冠禮，貴族女子15歲時要舉行笄禮，表示他們已經成人，可以結婚成家。取字是冠禮和笄禮的一項重要內容，一個人有了字，標誌著他已經成為正式的社會成員，應該享受一定的權力，並履行一定的義務，所以古人非常重視這種成年禮。周代的冠禮十分隆重，在宗廟裏由父親主持舉行。行禮前先通過占卜選定日期和參加冠禮的來賓。行禮時先由來賓為冠者加三次冠（即用布巾將冠者束起的頭發纏裹三次），同時說一些祝福的話。然後給冠者取字，並朗誦字辭。取字之後，冠者穿戴整齊，帶上禮品，再去拜見國君、卿大夫和鄉裏中德高望重的人。從此，冠者帶著自己的字步入社會，家庭多了一位成人，國君多了一位臣民。
字除了表示人已成年外，還有在社交場合代名的作用。《儀禮·士冠禮》說：“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進入成年期的社會成員在社會上應當受到尊重，地位平等或低下的人就不能直呼其名，而隻能稱呼其字，形式上是“敬名”，實際上是敬人。對於古人名、字的這種社會分工，呂叔湘先生曾有一段妙論：“因為名要諱，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貨色，不好隨便動用；字是副牌，用來方便流通。正好像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覽，用複製品代替。”
（《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
古人的字不是隨便起的，而是在名的意思上敷演出來的，是對名的解釋和補充。所以《白虎通·姓名篇》中說：“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字與名相為表裏，名是瓤兒，字是皮，故字又稱表字。
名與字在意義上都有著密切的聯係，有的比較明顯，例如諸葛亮字孔明，明、亮同義；張衡字平子，平、衡同義；班固字孟堅，堅、固同義。有的則比較迂迥，例如司馬耕字牛，牛、耕有關；嶽飛字鵬舉，鵬、飛有關；辛棄疾字幼安，無病則安。有的則比較隱晦，例如蘇軾字子瞻，“軾”是車上的扶手，“瞻”是往遠看，古人在車上往往憑軾而望，故瞻、軾也有聯係；錢謙益字受之，名字出自《尚書》“謙受益”。針對名、字之間的語義聯係，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概括為“名以正體，字以表德”。所謂“正體”，就是確定內涵；所謂“表德”，就是展示外延。也就是說，字是用來表示取名用意的。
關於取字的方法，古人有“五體”、“六例”的說法。所謂“五體”是指同訓、對文、連類、辨物、指實，說的是名與字在語義上的五種聯係。所謂“六例”，是指通作、辨訛、合聲、轉語、發聲、並稱，說的是名與字在音、形上的聯係。實際上，古人命字的方法非常多，遠不止這幾種，後人通過研究，又不斷有所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