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我國人名主要為單名，例如堯、舜、禹、湯、桀、紂、孔丘、孟軻、墨翟、韓非、莊周、孫武等。漢魏以後，雙名呈迅猛增長勢頭，其後，單、雙名雖互有消長，但基本上平分秋色。到了清代，雙名已遠遠超過單名。下麵是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字處對《漢書》等14部史書中13274個人名的統計：
史書中人名的單、雙名統計表
史書名稱單名雙名人數百分比人數百分比
漢書24477%7323%
後漢書49898%102%
三國誌44199%31%
晉書8295%45%
宋書77
南齊書82
梁書155
陳書9340750%93
10310510140250%
隋書16659%11341%
唐書71743%93257%
五代史22340%33460%
宋史130452%119348%
明史156850%159950%
清史稿74725%221475%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東漢至晉這一時期單名占絕對優勢，這主要是源於西漢王莽篡政之後的倡導。王莽任大司馬輔政之後，即托古改製，其中就包括禁用二字名。於是，釀成了漢魏300年間的單名習慣。從南北朝開始，雙名驟然增多，此後一直穩步發展。至清，雙名率已高達75%。
人名的複音化傾向，有以下幾方麵的原因：
①社會需要。單名較之雙名，重名的概率要高得多。近代學者彭作楨編著的《古今同姓名大辭典》，共收錄了自先秦至20世紀30年代的16000個同姓名，共涉及56700多人，這些同姓名者大多數是單名。單名的泛濫必然造成重名現象激增，從而嚴重削弱人名的區別作用，在交際中就難免張冠李戴。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對人名的區別性要求更高，所以，人名必然要走複音化的道路。
②表達需要。人名寄寓著命名者的感受和意願，蘊藏著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上古命名動機較為單純，人名的紀念、標誌意義重於期許、祝願意義。後來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人們對名字的含義更為重視，總希望擴大人名的音節空間，以容納更多的文化信息。雙名比單名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所負載的內容自然也就翻了一番。而且，古人的字多為兩個字，已經為雙名的製作和推廣規範了成功的模式。人名容量的擴大，使雙名比單名更為生動，表現力更強。
③語言影響。南北朝是漢語複音詞激增時期，漢語詞彙的複音化必然影響以語言文字為表現形式的人名的複音化。南北朝時駢體文盛行，文壇上的駢驪修辭之風也波及到命名。駢體文講究音節對偶，兩個字為一個音步，節奏明快。單名的呼叫遠沒有雙名上口、響亮，所以雙名自然占有優勢。另外，南北朝又是佛教盛行時期，佛經的翻譯和傳布使漢語裏增加了一大批多音節的複音詞。人名作為詞彙中的專名，必然與普通詞語的發展同步。
④行輩製約。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宗族觀念深入人心。人名也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色，其表現形式就是人名中的行輩字。帶有行輩字的人名就是通常所說的族名，族名既是宗教集團內部的認同標誌，也是對外交往時的識別表記，還是宗族結構、秩序的形象再現。北宋以後，我國修續家譜之風日熾，明清時期尤為普及，以行輩字入名也蔚然成風。其方法是用一個固定的字作為宗族內部一代人的代號，同代人的名字裏都要包含這一共同的代號。這樣，輩分之間便井然有序，繁而不亂。行輩用字都是宗族嚴格規定的，所選字多為含有褒義的好字眼兒。例如：我國第一家族孔氏，從元朝開始規定輩分字。元仁宗時，孔子第54代孫孔思晦規定，從他這一代起以思字為輩分字，思下為克字，克下則為希、言、公、彥、承、弘、聞、貞、尚、衍，然後是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最後是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孔氏後裔確實都恪守族規，名字中一無例外地包含著輩分字。後來，孟子的後代也采用孔氏字派命名。以輩分字入名，同輩人的名字中必然有共用的一個字，這就必須在這個字的或前或後再加一字，從而構成雙名。宋代以後，雙名率越來越高，與此不無關係。
此外，還有一種以單名用字的偏旁表示輩分的方法，即同代人的名字采用同一偏旁的字，例如東漢的荀昱、荀曇，三國的劉琦、劉琮，《紅樓夢》中的賈政、賈赦和賈珍、賈璉等。
但是，這種方法在使用上有較大的局限性，因為偏旁相同的字有限，而同一偏旁中可以入名的字也有限，所以不易落實到較大的群體範圍。比較起來，還是采用固定一字的方法靈活、方便。
字輩名的出現，使後人的名字局限於祖先所框定的範圍之內，實際上是扼殺個人意誌和獨立人格。在今天，隨著宗族觀念的淡化和現代意識的增強，字輩名的數量銳減，特別是在城市中已經十分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