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名的使用上，中外也有差異。中國人特別重視人倫關係，中國文化就是一種倫理文化。在社會上，每個人都有自己固定的社會地位，都有一定的名分，不能稍加逾越。孔夫子就強調：“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於是，人名的使用便具有了非同小可的社會意義，它可以區分人的親疏貴賤。所以，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人多名，特別是古代，名、字、號俱全，各有各的用場。多名是為了“敬名”，敬名也就是為了敬人。另外，在正式的社交場合決不能指名道姓，尤其對長輩和地位高的人。西方人在人名的使用上似乎也很少禁忌，呼叫比較隨便，甚至對長輩也可直呼其名，如在德國，子女也可以叫父母的名字，電影《英俊少年》中即表現了這一點，父母並不以為忤。要在中國，這可算得上是大逆不道了。中國人不但不能呼叫父母的名字，子女的名字還不能與父母的名字重複，同字同音都不行。西方則不然，兩代人重名的現象相當普遍，若需區別，則冠以“大”、“小”或“一世”、“二世”一類的字，例如大仲馬、小仲馬，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等。在俄羅斯人的名字中，幹脆就有父稱一項，例如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的全名是亞曆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其中第二項即父稱，意為謝爾蓋之子，謝爾蓋是其父的名字。
可見，由於我國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響，我國人名獨具一格，從命名立意到命名技巧，從名字的使用到名字的禁忌，都與西方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一些漢學家或長住中國的外國人，他們往往給自己起一個中國式的名字，這樣既照顧到了中國人的命名習慣，使人感到親切；同時也暗示了自己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這一身份。例如《中國自然科學史》的作者李約瑟、香港第27任總督衛奕信、李立三的前蘇聯夫人李莎、著名翻譯家戴乃迭等。具體到我國人名，主要有以下幾種特性：
①專指性。
人名是區別個體的特定標誌，名字一經製定並進入社交領域之後，便成為命名對象的代表符號，也就具有了明確的指稱。譬如我們一提到“李白”，就會聯想到他是我國唐代的一位偉大詩人；一提到“焦裕祿”，就會聯想到他是共產黨的好幹部、縣委書記的好榜樣。明清時期，丫環中叫“梅香”的特別多，所以“梅香”幾乎成了丫環的代稱，《紅樓夢》第60回，芳官在和趙姨娘吵架時說：“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人名的這種專指性顯然是它的區別本質所決定的。
人名一般是不能共享的，人名的重複和雷同直接衝擊了它的區別作用，幹擾了人名在社會上的傳播。名同實異，彼此不分，最容易造成交際中的混亂。為了達到區別的目的，必須附加摹狀詞予以限定，例如在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名單中，浙江省有兩個“張玉蘭”，河南省有兩個“趙福林”，因此不得不注明“湖州張玉蘭”、“瑞安張玉蘭”和“安陽趙福林”、“焦作趙福林”。這種附加摹狀詞以區別同名異實者的現象，稱為“漁網情景”，即必須濾掉多餘的水，目標才能顯現；相反，一個卓然不群的人名，其專指性被發揮到最大限度，毋需再附加摹狀詞加以描述，這種現象被稱為“魚叉情景”，魚叉可以直接命中目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9條有明文規定，以法律的形式保護公民的姓名專用權，使人名的專指性得以充分發揮。
②簡明性。
人名在形式上必須簡明，隻有這樣，人名在進入社交領域後才更易於記憶，易於傳播。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如果信息材料具有與眾不同的特點，而且在表達形式上又很簡明，我們就記得快、記得牢。人名也是如此，簡明的人名容易記。名字記住了，也就更容易進行傳播。傳播的範圍擴大了，反過來又可以強化人們的記憶，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