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的傳播效應是建立在“實”的基礎之上的，無論是在命名活動中所製定的名字，或者是在社會上所傳播的名字，都不是毫無意義的空洞符號，而是具有一定內涵的專名，它代表的是活生生的人。現代社會流行明星崇拜，是因為這些明星是出了名的人；他們的簽名之所以珍貴，是因為這是名人的手跡。人名的傳播效應首先取決於人名的主人，社會上有許多名人、名家、名士、名手、名演員、名導演、名歌星、名記者、名運動員、名醫、名師等，他們都是因為在某一方麵有所作為，才聲名鵲起，聲名遠播，才被稱為名流。可見，名不能虛傳，必須以“實”為基礎。一位英國女士慕名求見錢鍾書，錢先生幽默地說：“難道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就非要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嗎？”而人們確實是在吃“蛋”之後才想認識這隻下蛋“母雞”的。名和實就如同蛋與雞，傳播的是名，代表的是人。在人們心目中，人與名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相傳清人秦澗泉乃秦檜後人，一日與友人同遊杭州嶽王廟，看到秦檜跪像，不禁百感交集，揮筆寫道：“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秦檜賣國求榮，殘害忠良，是千古罪人，他的醜行竟然殃及姓名，宋以後無人以“檜”為名，就是因為“秦檜”已成為奸臣小人的代稱。
那麼，人名是怎樣在社會上傳播的呢？又有哪幾種傳播方式呢？下麵我們就簡要地介紹一下。人名的傳播既是交際活動，也是認識活動，它要求傳播者對人名的主人有必要的認識和信念。名字在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傳遞，並不斷向外圍擴散，每一傳播環節都伴隨著對命名對象的認識和再認識。人名的最佳傳播模式是一個封閉圓：
這是最理想的傳播鏈。命名對象經過命名階段取得了流通的標誌，這一標誌經過傳播和辨識，又不斷豐富和強化人們對命名對象的認識，在實-名-實的反複過程中，知名度逐漸提高。這是一種成功的傳播模式，我們稱為回歸傳播。譬如雷鋒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的先進事跡使他成為名人，雷鋒的名字在傳播過程中，人們不斷加深對他本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精神的認識和再認識，從而使他的知名度不斷提高。
此外，還有兩種非回歸性傳播模式：一是傳播中斷，二是傳播偏離。前者是人名本身發生了變化，導致傳播障礙，例如改名。改名雖然是對名字的有機調整，但卻直接幹擾了對名字的辨識，有時需要花費很大氣力才能接上斷裂的鏈條。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有人故意使傳播中斷。例如：魯迅先生的筆名最多，據統計，一共有140多個，這是魯迅先生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下，有意采用的一種鬥爭手法。
傳播偏離是命名對象發生了變化，導致辨識失誤。人們是站在傳播鏈條的另一端，未必知道名字的主人所發生的變化，從而發生傳播誤差，猶如名牌商品質量下降而仍然暢銷一樣。也有相反的情況，名字的主人並未發生變化，而是某一傳播者有意歪曲，從而導致傳播誤差，例如孫中山先生宣傳革命，推翻帝製，為清朝統治者所嫉恨，惡意中傷，並將他的名字寫成“孫汶”，使很多人都誤認為他是綠眼睛紅頭發的海盜。
人名的載體是語言文字，人名的傳播也主要靠呼叫和書寫。在現代社會，名片的使用非常廣泛，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交際媒介物。名片起源於我國，西漢時的“謁”就是名片的前身，謁是寫有姓名、官職、籍貫的竹木片，用來通名拜訪。東漢時稱為“刺”，後來又有名、門狀、牒件、手本、名帖等別稱，材料也由竹木片變成了紙。名片是人的“代言人”，將名片撒向社會，猶如孫悟空吹出的一撮毫毛，可以變出無數化身。名片可以代替自我介紹時的口說筆寫，省時省力而且效率高。另外，有關個人的一些情況，例如種種頭銜，自己說出來有失謙恭，而借助名片傳達則堂而皇之。於是，名片上若不列上主人的職務、官銜，似乎就不大體麵，這一心理發展到極致，就使得名片上的虛誇風越來越盛，給一些犯罪分子行騙開了方便之門。所以，名片應保持客觀介紹的功能，杜絕虛誇的風氣。不知大家注意沒有，不管古今中外名片的形式如何變化，赫然居中的都是名片主人的名字。顯然，名字始終是社會交際中要傳遞給對方的主要信息。
在人際交往中，人名不僅有區別個體的作用，還有區別人際關係親疏的作用。無論古今，為了表示對對方的尊重，都不能直呼其名，而要代之以其他稱謂。為此，古人發明了字、號。
現代人沒有字、號，稱呼時要用姓加職務或頭銜的形式，如王老師、張主任、李經理、趙廠長等。但是，在稱呼對方名字時，古今卻有不同的含義。古人在任何場合，無論關係遠近，都不能直呼對方的名字，直呼其名是最大的失禮。《戰國策·魏策》記載了下麵一則小故事：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