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自由和因果關係時，他說：“故汗德以自由為因果之一種。但自由之因果，與自然之因果，其性質異耳。然既有原因以決定之矣，則雖欲謂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謂之自由者，則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勢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王國維對康德思想是有準確認識的，康德的主張可以說是宿命論的。
在介紹叔本華動機律的說法後，王國維說行為是“必然的而非自由的”，“一切行為，必有外界及內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意識，必存於無意識。而此種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對此等原因，但為其所決定，而不能加以選擇。”他不同意自由意誌說，而更讚同宿命論的觀點。
悲觀主義和宿命論是不離不棄的一對兄弟，從《原命》的結果看，王國維再一次陷入了悲觀主義的論調中了。在他看來，善惡一直處於爭鬥中，而人永遠沒有辦法解脫，人的禍福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這是定命。從他對“性”“命”“論”這幾個中西哲學傳統問題的考察結果來看，全都指向了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
《〈紅樓夢〉評論》充分體現了王國維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他對宇宙人生的本質是這樣界定的：“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他認為，人生不斷產生欲望，不斷想盡辦法去滿足欲望，此欲望被滿足後，再產生新的欲望，去為之苦惱，如此周而往複，所以人生苦多樂少，需要尋求解脫之路。但王國維的悲劇是，他尋不到這樣的路，他說：“解脫之事，終不可能。”對此，不能不說，他對人生的理論態度是悲觀的。由於他拒絕解脫道路，他的悲觀主義就成了完全沒有出路的令人迷惘的主張了。找不到人生路向和主張，這才是他思想上最大的悲劇。
其實，王國維也曾試圖擺脫悲觀哲學的影響，擺脫士大夫灰暗沒落的情緒，所以他從不同方向進行理論學術探討，但終無法逃出來。而他的解脫方式，恰恰也不是他認為的“存於世，而不存於自殺”。
1927年，王國維還是在留下了一封遺書後，縱身投向了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叁
王國維有著怎樣的哲學與宗教觀念？
何為人生是哲學試圖解決的話題，而人生何往則是宗教想要解決的話題。如此，“人生”便成了哲學與宗教共同關注的話題。關注人生問題的王國維，希望從哲學上找到他所要的答案，而在尋找的過程中，他與宗教也不期而遇。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對哲學的憧憬，宗教隻是他在哲學研究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補充。
王國維從青年時期就開始關注人生問題，這也與他的天性有一定的關係。他曾說：“體素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對於“人生之問題”如何？王國維並沒有在此作出回答。但他在曾經翻譯過的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中說：“嗚呼！悠悠之天壤，果有始終無始終乎？渺焉七尺之軀，生其中，死其中，其生也何自來？又何所為而生乎？其死也何所歸？又何所賚而往乎？以吾之生活為與天地無關係，則炁倏忽之生存亦太無意義；以天地之變化全為頑冥不靈之運動，則其整然之秩序與規律又太不可思議。於是稍通理者，強於此間求聯緣而說明之；即昧於理者，亦構成一種之信仰以代之。”
這段話可以當做王國維對於“人生之問題”的一個解釋。他因為身體羸弱，所以無法“銳進而學”，但是這讓他對生命產生了更多的關切，因為性格憂鬱，也使得他對人生的關切更偏向於困苦與困境。
王國維曾幾次提到過自己身體羸弱，性格憂鬱，而他的憂鬱除了與身體羸弱有關，與他的現實處境也有很大關係。他在《自序》中這樣寫道：“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恒泱泱”。正是這種種使他的性格變得更加憂鬱的。
大凡天性憂鬱、身體羸弱之人都會比較關注人生，王國維也是如此。所以，他研究哲學，試圖從哲學層麵對其加以探討，參透人生的本質，以緩解內心的焦慮之感。可惜，在通過對康德、叔本華哲學的研習之後，雖曾獲得過短暫的慰藉，但還是無法尋求到真正的解決之道。“旋悟書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性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所以他懶得再向哲學求索答案，而是將目光轉向了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