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王國維對康德的知識論點進行了轉述：“今吾人可得而知者，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也。”康德認為，知識的範疇，如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不是來自於感覺經驗，而先驗是存在於人的理性之中的，也就是王國維說的“先天的知識”。而其隻是知識的範疇或形式，當它與客觀的感性知識相結合時，才可以形成有確實內容的知識，即王國維說的“後天的知識”。“先天的知識”是知識的形式，而其內容為感覺經驗，隻有二者相結合時真正的知識才能產生。所以，當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沒有辦法經驗的事物，就沒辦法得到其確定的知識。當人類沒有能力去把握它時，卻要不顧理性地去把握，必然很難獲得結果。所以說，人類的理論理性應該與具體的內容相結合。
如果說“性”是“理”在個人身上的體現，關於人性善惡的討論也就是在“理”上。而“理”是屬於形而上學的範疇，因此王國維認為“斷言之曰：性之為物，超於吾人之知識外也”。人性的問題既然是超越於人類理性所能了解的範圍的，那麼對於人性善惡的討論就是缺乏以確定的知識為基礎的獨斷論。
對此，他又強調：“於是欲論人性者，非馳於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從經驗上理論，不得不盤旋於善惡二元論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識，必求說明的統一，於是性善性惡論接武而起。”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的討論，其實是超越於人類自身限度的問題，它產生不出確定的知識，因為這是人類在實際中無法經驗的事物，而人類理性又有這樣的一種傾向，要根據“從在經驗的進程中不可避免要運用、同時又通過經驗而充分說明了其運用的有效性的那些基本原理出發”，去對超出於我們理解範圍的事物進行探索。康德認為，客體事物有現象和自在之物的區別，作為本體的“我”也可以分為表象自我和作為本質的本體自我，受自然的必然性和因果性的製約的是“現象自我”，而作為一種“物自體”而存在的是“本體自我”，它藏於事物的最深處，不受自然法則約束。王國維基於這點將“性”理解為“本體自我”，並將其劃為“物自體”的一種形態，將人性善惡的問題置於不可言說的地位。如此，判斷某人是善是惡，隻能根據他的具體行為來看，並不能說這個人的“人性”是善還是惡。
王國維說：“康德曰：‘道德之於人心，無上之命令也。’”這裏的“無上之命令”就是康德所說的“絕對命令”。在康德看來，“絕對命令”什麼人都適用，它是在具體道德環境下人們應當遵守的原則。王國維認為，中國傳統人性論當中討論的“性”是屬於本體自我的，其在人們可以感知的現實世界中找不到與之相對應的事物。因為理論隻有與具體的感覺經驗結合起來，才能產生確實的知識內容，而“性”是屬於本體世界的，現實中找不到與其相對應的事物，故人的純粹理性是不能把握它的。
王國維的《論性》其實並不是想繼續探討人性問題，而是借由康德的哲學思想，消解中國傳統哲學中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雖然這一做法未必妥當，但為中國哲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二，對“理”的內涵的重新界定。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理”是很重要的核心概念，宋明時期的新儒思潮就是以“理學”名世。程朱一派的“理學”更被立為官學。王國維運用對中西方兩方麵的考察和對比，重新界定了“理”的概念。他認為：“理之廣義的解釋，即所謂理由是也。天下之事物，絕無無理由而存在者。其存在也，必有所以存在之故，此即物之充足理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