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現象之世界外，尚有本體之世界，故吾人經驗的品性外，亦尚有睿智的品性，而空間時間及因果律，祗能應用於現象之世界，本體之世界則立於此等知識之形式外。故吾人之睿智的品性，自由的非必然的也。”如此，意誌論也是對的。也就是說，“同一事實，自現象之方麵言之，則可謂之必然，而自本體之方麵言之，則可謂之自由”。而對於人的意誌是否是自由的，人的行為到底受意誌的支配，還是對因果律的被動的服從，長期以來，都是西方哲學爭論的焦點。
王國維認為，中國哲學史中所說的“命”，大多數是就“宿命論”而說，其所討論的問題都是關於人一生的禍福榮辱是否是前定的。因此，在他看來，除了墨子之外，其他人都相信禍福由命定。而中國哲學家又對“決定論”很少有論述。所以他得出結論，中國哲學史上沒有人持“決定論”觀點。故而，他轉向西方哲學的研究。
在西方哲學史上持“決定論”的觀點認為，是動機決定了人的一切行為，由不同的動機中，人們對所麵臨的具體情況去進行分辨，認為什麼應該做或是不應該做，應該如何去做。哪一個動機最強，最後就會遵從最強的那個動機而行事。也就是說，行為主體其實並沒有選擇的自由。而對於持“意誌自由論”的觀點而言，他們則與“決定論”剛好相反。他們認為，在對待種種動機之時，行為主體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其完全可以在那些動機中選擇某一個來行事。當然，在選擇之前，他們需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外界的環境等條件，以一定的標準去做出那樣的選擇。其實，“決定論”與“意誌自由論”之爭，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那就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是否負有責任。如，依照“決定論”的觀點，人的行為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人在做任何事情時，都是不得已而為之，沒有自由選擇的能力。那麼，人就算是做了惡事，也不應該遭受他人的譴責，因為人是不得不去做這件事，如果是行善也沒有必要對他表示尊敬，因為他所做的善事並不是出於善念而做出的選擇，是因為不得不如此去做。對此，如果持“意誌論”的觀點，那就是人的行為既然是自由選擇的，那就必須為這種行為所產生的後果負責，而且在“意誌自由論”麵前最普遍的因果律也就破滅了。為了調和二者，便綜合二者的觀點。
對於康德的觀點，王國維並不讚同，他在文章中轉述了康德對於自由所下的定義，並且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汗德於是下自由之定義。其消極之定義曰：意誌之離感性的衝動而獨立。其積極的定義曰：純粹理性之能現於實踐也。然意誌之離衝動而獨立，與純粹之現於實踐更無原因以決定之歟？汗德亦應之曰：有理性之勢力即是也。故汗德以自由為因果之一種。”由此可見，在王國維看來，康德所說的自由，不過隻是因果律的一種，與自然界中的因果律的性質不太相同罷了。在現象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與外在某一事物有著某種聯係，是由他物的存在為其原因的，而本體世界中的必然的原因是內在的精神本身，不是外在的某物。
在《原命》中，王國維對四方哲學爭論的“決定論”和“意誌自由論”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自由二字，意誌之本體，果有此性質否？吾不能知。然其在經驗之世界中，不過一空虛之概念，終不能有實在之內容也。”
王國維以西方哲學為理論基礎，對中國傳統哲學進行重新解讀的思路，一方麵為傳統哲學的現代轉化提供了新的路徑。但另一方麵也存在一定弊端，畢竟中西方在文化傳統上有著明顯的差異，純粹以西方哲學概念對中國傳統哲學進行解讀，勢必會造成中國哲學特質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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