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曾說過：“餘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這可從他的另一番話中看出深意。他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於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此外，他的這番話，實是顯現了他的文學觀。即，同古話說的一致，文如其人，作文前，先要懂得做人。這同儒家所倡導的正心修身觀點完全一致。也就是說，在王國維的內心中，文學不止是清雅高潔的，更是神聖的。那麼，“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這樣的話又從何談起呢？這還要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中來探討一番。
王國維生活的時代，是中國社會處於大變革的時期。這種變革，不是以溫情脈脈的方式進行，而是伴隨著陣痛甚至是屈辱，並牽涉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每一個分子。因而，他生活的時代，既是傳統被顛覆，國難當頭的時代，又是一個讓人感到迷惘和憤世的時代。中國的傳統文人，身體的基因裏大都浸淫著經世濟民、兼濟天下的情懷和立德立言立業的抱負。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當一個人的願望不斷得到滿足時，他立世的熱情就會不斷高漲，對生活也就充滿著無限的熱愛。反之，當一個人處於四處違逆的環境中時，他必會倍感壓抑和鬱悶，於不滿中勢必會想方設法地逃避現實。然而，當天下大同都處於危如累卵之中，沒有選擇逃避的餘地時，帶給個人的感受也就隻能是生活如夢魘了。人，人的思想和由人的思想衍生出的文學作品，本來就是時代的產物，它的興衰際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製約。由此，也就造就了王國維兩難的人生抉擇。一方麵，他渴望有世外桃源，能讓自己從心所欲地進行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另一方麵，現實處處作梗，讓他大有風塵肮髒違心願之觸。這後一方麵，可以說從他成長伊始就開始，並與生活相始終。
王國維的童年是孤寂的。四歲時，他的母親就去世了。他感受不到帶有最真摯感情的慈母的撫愛。這可以說造就了他孤獨寡言的心性。十六歲那年，他以全州第二十一名的成績考上了秀才。按照傳統學而優則仕的觀點，他似乎離躋身官場很近了。然而，他的內心中，並沒有讀書為了做官的這根弦，他的誌趣全在書本本身。1894年的甲午戰敗，對所有的中國讀書人來說，都感受到了一種奇恥大辱的刺激。而當時王國維的內心中最渴望的就是去看看日本這個“蕞爾小邦”是怎樣變強的。然而，身為長房長子的他，不得不選擇屈從現實，為父親分擔家累，去一戶人家做了私塾老師，並於同年結婚成家。1898年2月，他來到上海，給當時的《時務報》做雜務，過起了幹得多、拿得少的打工生活……
因而可以說，王國維大都是於大違心願的時光中煎熬度日的。然而，這恰鍥合了人生的一條定律——磨難成就思想。當然，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家，也就讓人看不到條清縷晰的思想觀點。但是，這並不妨礙從他的作品中窺知思想。“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隻益疑”……無論是從他的隻言片語還是統覽他的作品，誰都承認，他的思想無不打上了深深的憂生憂世的烙印。因而，它的思想完全可歸於悲觀主義的範疇。
可以說，王國維的一生，都是在鬱鬱寡歡中度過的。傳統教育塑造了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心性和崇尚神聖高雅的人品，但是現實卻將他打磨成了憂鬱悲觀的心性和憤世嫉俗的人品。傳統與現實間的不可調和，既阻撓了他追求理想的執著精神，又妨礙了他去布德施業的生命意識和人格情懷。尤其是當看到心中無比聖潔的文學竟淪落為為稻糧謀的工具時，他內心中鬱結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知，“文學者，遊戲的事業者”語，實是王國維的一句憤世之語。這既是表達他對現實的不滿，更是表達他對現實的絕望。正如他所說：“故民族文化之發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之汲汲於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在他的心目中，文學是非功利性的，就如同玩遊戲一樣，一切順乎天性，不能靠它來混飯吃；作文如做人，氣節操守永居第一位。這是一種聖賢情結。可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又有幾個人能做到執著堅守，更何況古來聖賢皆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