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他到上海替維新派主辦的報紙《時務報》打雜。也就是在這裏，他結識了自己平生最大的貴人羅振玉。羅振玉是一位愛國人士，當時辦了一份《農學報》，旨在通過翻譯世界各國農業方麵的知識以供國人所用，希望藉此實現興國救國之道。該年6月，光緒皇帝宣布變法。沒想到到9月份時，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宣布新法廢止。《時務所》被查封停辦。受此牽累，他的生活一時無著（這時，多虧羅振玉向他伸出援手，他才得以渡過難關）。
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八國聯軍攻陷帝都北京。這件大事，不但讓國家蒙受奇恥大辱，而且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真正是國家有難，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此次事件帶給王國維的又是生活空前無著。其實，他的一生，許多的時日都是在這樣的艱難困頓中度過的。
常言道，憂患立人，多難興邦。但是，當這種憂患和多難沒有時間限定而無窮無盡時，帶給國家也好，個人也好，決不會有悲壯的意味，有的隻能是悲哀。王國維經曆的憂患歲月確實太長了。但他有別於常人之處在於，他時刻不棄夢想，不舍事業追求。他的夢想就是渴望自己能成為或天下能有像辛棄疾那樣文武雙全的英雄橫空出世，蕩平賊寇，清澈環宇，從而天下太平，過起像北宋文人雅士那樣清高脫俗的生活，以操守氣節傲然於世。他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從事的教育事業能實現立人興邦的目的，包含著為祖國早日振興、國家迅速富強而盡力的文人氣節和抱負。
由此可見，王國維所說的“北宋風流，渡江遂絕”之語，非一時使氣弄性之語，實是融入了一種濃濃的愛國情懷在裏麵。不管這種愛國情懷屬忠君還是個人解憤的性質，從做人方麵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像南宋一代那樣偏安一隅，苟且偷生，而要堂堂正正屹立於世，這才是處世之道。
看雲卷雲舒，歌大江東去，數風流人物，不在今朝而在作古的曆史中，這一方麵可作為王國維對清明時代的留戀與懷想。而另一方麵，則可作為他對現實的不滿與激憤。
一點文人節，千秋悲回風。一個人，再怎麼蒙難；一個民族，再怎麼蒙羞，隻要氣節常在，追求美好的理想長存，抗爭磨難的精神不滅，等待他（它）的必定是光明的前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國維和他的那個時代，包括其間所發出的那種深沉的歎息，所做的那種無望的抗爭，實是引人走向光明的燈火。
伍
《人間詞話》如何話人間？
人因文而重，文因人而傳。這句話放到王國維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被人稱作是近代中國的學術大師，在學術研究方麵建樹頗多。他研究的領域包括文學、哲學、美學、教育學、古文字學、文獻學以及曆史學的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他的學術著作也很多。如《觀堂集林》（二十四卷）、《觀堂別集》（四卷）、《苕華詞》、《靜安文集》、《觀堂古今文考釋》（五卷）、《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戲曲考源》、《都四十三種》（一百零四卷）等近四十種作品。但是，這些著述中，真正讓他聲譽鵲起並廣為人知且流傳最廣的作品，非《人間詞話》莫屬。
《人間詞話》在學術界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享有相當高的地位。不同於當時其他很有影響的詞話，王國維首提“境界”說，並成為作品的核心，成為貫通全書的脈絡。何謂“境界”？他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同時在書中，他提出“理想”與“寫實”，“造境”與“寫境”的構思手法問題。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屬首創。境界說，應該說是對以往一些詩詞創作過程中隻重“言誌”和“抒情”方式的一種批評和矯正。很明顯，任何文藝作品，必須與客觀世界緊密相連，而作家也隻有深入生活，直麵現實，認真思考，苦心求索，才能寫出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優秀乃至偉大的作品。由於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他在文學批評過程中，融入了美學觀點。這不僅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理論水平和知識水平，同時，新思想新方法的運用，也讓一些舊學者打破了傳統觀念的桎梏，使他們更新了觀念，開闊了眼界。這無疑具有推動曆史進步的積極意義。難怪有人會說：“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係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