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詞這類文學形式，較廣大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之需相去甚遠，一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權貴的專有偏好。另外，從詞本身來說，鑒於其文字高度凝煉，表達方式細膩深沉，可歸為陽春白雪的性質，也就之於平常人有了曲高和寡之隔。因而，即使處在一個國家相對太平的時期，緣於脫不了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每懷不足之心的現實必然境況，詞距大眾之需總是相去甚遠。從曆史角度來看，詞這種文學形式經過趙宋一代的大繁榮之後，隨後便從巔峰上跌落下來，於權貴、於民間都逐漸走向式微。那麼，到了清末民國這個亂世，王國維為何如此“不識時務”將它拿出來嚼渣咀末呢？不但如此，他還將作品之名中冠以“人間”這樣大視角、大領域的詞彙。這又說明了什麼呢？
《人間詞話》創作於1906年至1908年之間。這個時期，整個中國社會都處於最為黑暗、最為痛苦的過程中。作為其中的一員，王國維沒有隻手擎天的本領，沒有一呼百應的聲望，沒有醫治社會的良藥，沒有超脫世俗的心性，也就不得不隨波逐流般地在社會的蛻變與動蕩中亦步亦趨，去感受人世的淒苦、生計的艱難。不僅如此，浸淫於血脈中的知識分子兼濟天下的愛國熱忱反而支配著他時刻萌生出一種必須承擔的救苦救難的義務。這無疑讓他產生了憂生憂世的情懷。
身為文人，他一時做不到躍馬橫槍、馳騁沙場，以最果敢、最壯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來報效祖國，但惟有使用手中的筆，將滿腔熱忱化為鼓舞人心的勇氣。可是，他卻把著眼點用在明顯帶有閑情逸致性質的詞上，這又從何說起呢？
先來說“人間”一詞。王國維在其詞中經常用到“人間”一詞。比如說，“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二字”“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隻有相思分”“算來隻合，人間哀樂，者般零碎。一樣飄零，寧為塵土，勿隨流水”“書成付與爐中火，了卻人間是與非”……不用多舉，誰都知道，凡是有人所住的地方即謂人間。但是，人們往往忽略的是，“人間”二字是王國維於“獨學”時期用的一個號——可當別名來理解。如此一來，他的《人間詞話》實可理解為《我的詞話》。那麼，王國維為何會拿人間這樣一個通稱來作為名號呢？
我們知道，詞這種文學形式，一般很難用來描寫敘事，多用來歌詠吟賞。生活之餘，可獨處，或邀三五好友，春暖花開時來個曲水流觴，秋高氣爽時來個擊節高歌；也可跳雪尋梅，也可傍花隨柳，徜徉勝景，流連美色，吟花弄月，歌山頌水，自然身心愉悅，其樂融融。這又該是何等的愜意！因而，詞不同於檄文，不同於清規戒律，多用作精神的需求和滿足，於生存方麵來說，在現實生活中可有可無。並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詞可歸於消遣享樂的範疇。在中國這麼一個講究實用和功利的社會，耽於享樂往往是為人不恥的。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它又是多麼合乎人性的追求。人有七情六欲也就永遠不會滿足於現狀，會有新的追求，所以往往得隴望蜀，見異思遷。在人性的追求中，隻要無害於他人，都會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而詞，既可作為一種無害於他人的消遣，又可用來陶冶人的情操，培養儒雅氣質。這可以說是它積極的一麵。然而，就王國維來說，個人成長的經曆和時勢已經造就了他悲觀的心性，並培養了他的憂患意識。而人雖應該是朝前看的，但他卻往後看，選擇頗有與世隔絕意味的詞來作為研究對象，粗看起來，確實讓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