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清學三階段論”是王國維獨創的嗎？
王國維早年以研究西方哲學、美學著稱，但在經史之學上也有深厚的造詣。他曾經為晚清大儒沈曾植寫了一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在稱讚沈曾植的學問成就時，王國維不經意間提出了不少對經學界與史學界頗具影響的論斷。
王國維在開篇寫道：“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隆）嘉（慶）一變也，道（光）鹹（豐）以降一變也。順（治）康（熙）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誌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茍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正）乾（隆）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複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光）鹹（豐）以降，塗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誌。”
王國維在開場白中梳理了清代學術的三次變化。這番說辭是為了給後文稱讚沈曾植是集大成者做鋪墊。但也扼要地概括了清代經學在不同時期的特點。
清朝建立之初，也就是順治到康熙年間，社會秩序剛由戰亂轉為安定。當時的知名學者大多是明朝遺老（例如，明末三先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些學者不同程度地有反清複明的想法。他們親曆了晚明的衰亡，對興替動亂有著切膚之痛，故而治學講究經世致用。清初學者一反宋明以來道學家空談義理心性的道路，在重新研讀經史本原的基礎上，創立以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為宗旨的“實學”。這對革除故明學術之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天下大定，中國進入了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當時的學者也不再像前輩那樣對前朝念念不忘。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使得他們可以從容地研究純學術問題，而不必執著於經世致用。另一方麵，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令眾學者缺乏推行“實學”的空間。於是文人士大夫不再把學術當成經世致用的工具，而是純粹地整理古代學術遺產。因此，經史小學與乾嘉考據興起。
道光鹹豐時期，恰逢清朝內憂外患。內有接連不斷的反清運動，外有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使得人們目睹了千年未有之巨變。當時的學者延續了乾嘉考據學風，經學在古文派的基礎上又吸收了今文派關注時政、微言大義的特點；史學與地理學研究也突破了原先的範圍。這批學者有感於山河變色，與清初學者有著相同的經世目標。
王國維指出：“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竊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崑山顧先生（顧炎武），曰休寧戴先生（戴震），曰嘉定錢先生（錢大昕）。國初之學創於亭林，乾嘉之學創於東原、竹汀。道鹹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
在王國維看來，清初學術的特點是誌向宏大，乾嘉學術的特點是鑽研精深，道鹹學術結合了前兩者的特點，並引入西學推陳出新。
王國維之所以能提出如此精辟的見解，與其獨特的學術功底有關。不同於章太炎、梁漱溟、胡適等學者，王國維早年對經學毫無興趣，而是致力於學習各種西方學術理論，其主要研究領域也不是學術發展史。在常人看來，他甚至不可能真正了解清代經學的發展演變。
然而，王國維出人意料地從研究西方學術轉型為研究中國傳統學術，並取得了令人讚歎不已的成果。這是因為他在研究清學流變概貌時，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三個長處：
首先，王國維雖出身書香門第，卻不是經學世家，受門戶之見影響少，能用更客觀的眼光看待經學各門派的優缺點。
其次，王國維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經學家，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研究者，而非經學的追隨者。
最後，王國維受過係統的西學訓練，擅長借助西方治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學術。
總之，王國維跳出了傳統經學家的框框條條，運用新方法與新思維來考證清學流變，故而能提出令眾人信服的精辟論斷。
王國維的“清學三階段論”對後來的清代學術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那麼，這個論斷真是王國維獨創的嗎？
任何學術觀點的提出，都不是研究者靈感一現的“頓悟”。這需要一個不斷積累與總結的過程，並且少不了要借鑒大量前人的成果。王國維的“清學三階段論”，也經曆了同樣的積澱過程。
在僑居日本期間，王國維受老師羅振玉的影響，放棄了原先熱衷的西方學術理論，專心攻讀經史與古文字學、聲韻學。他雄心勃勃地想提出新的學術見解，甚至對中國的經學研究進行一番革新。羅振玉在指導王國維學習經史小學時，提出了一個觀點——“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為戴氏（震）、程氏（易疇）、錢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郵汪氏。”在這番話中，羅振玉將清朝學術的源頭歸於明末三先生中的顧炎武，並梳理出一個經學名家譜係。這對剛接觸清學的王國維有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