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王國維在《盛京時報》寫了許多學術劄記。從第五十八條劄記來看，他已經在嚐試全麵梳理清學演變的過程。
在該文中，王國維主要提出了三個觀點：
其一，初步提出了清學譜係。
他說：“國朝三百年學術啟於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江諸先生，而開乾嘉以後專門之風氣者，則以東原戴氏（即戴震）為首。”在此，王國維突出強調了顧炎武與戴震在清學中的學術地位。
其二，初步點評了清朝各時期的學術特征。
他說：“大抵國初諸老根柢本深，規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諸儒亦有根柢，有規模，而又加之以專，行之以密，故所得獨多。嘉道以後，經則主今文，史則主遼金元，地理則攻西北，此數者亦學者所當有事。”由此可知，王國維此時已經有了“清學三階段論”的雛形。
其三，高度評價了程瑤田“據實物以考古籍”的新治學思路。
程瑤田的研究方法不同於戴震的考據學，與後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有幾分相似。可見，王國維對革新經史治學辦法頗為熱心。
不難發現，此時王國維對清學發展史的認識，與《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一文大同小異。隻不過，他此時對“三階段”的劃分是“清初——乾嘉——嘉道”，後來則將“嘉道”改為“道鹹”。
由此可知，王國維的“清學三階段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師羅振玉的影響。然而，從現存資料來看，最先提出類似觀點的學者可能不是王國維，而是國粹派學者鄧實。
鄧實曾經拜經學名家簡朝亮為師，有著紮實的經學功底。作為國粹派人士，他致力於梳理中國傳統學術。鄧實認為清朝的學術有三次重要變化，他在1905年《國粹學報》第4期的《國學今論》欄目中寫道：“神州學術，至於本朝，凡三變矣。順、康之世；乾嘉之世；道鹹之世。”
而王國維的觀點是：“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鹹以降一變也。”（《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雖然兩人對清代學術演變的劃分幾乎一模一樣，但對每個時期學術的認識又有所不同。
鄧實在《國學今論》中說：“順、康之世，明季遺儒，越在草莽，開門講學，懲明儒之空疏無用，其讀書以大義為先，惟求經世，不分漢、宋，此一變也。乾嘉之世，考據之風盛行，學者治經，以實事求是為鵠，鑽研訓詁，謹守家法，是曰漢學。方（苞）、姚（姬傳）之徒，治古文辭，自謂因文見道，屍程、朱之傳，是曰宋學。治漢學者詆宋，治宋學者亦詆漢，此再變也。道鹹之世，常州學派興，專治今文，上追西漢，標微言大義之學，以為名高，此三變也。”
對於清初的學術，鄧實與王國維的看法相同，認為當時的學者以經世致用為重。兩人的差異是從乾嘉之世開始的。
鄧實是經學世家出身，按照經學圈的傳統將經學分為“漢學”（古文經）與“宋學”（今文經）。盡管乾嘉學者都以考據見長，但分裂為漢學與宋學兩大流派，兩派相互抨擊。而王國維隻強調乾嘉清學重考據而輕實用，並不劃分漢宋兩學。鄧實將道鹹之世的學術定為融合今文古文的常州學派。而王國維不僅談到了以常州學派為主導的今文經學，還兼論史學與地理學的變化。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王國維的“清學三階段論”與鄧實的觀點大同小異。鄧實的文章發表在前，王國維的《壽序》撰寫在後。也就是說，王國維並非首個提出“清學三階段論”的學者。他的觀點很可能是受到了鄧實的啟發，並且吸收了老師羅振玉的見解，而不是一個人冥思苦想所得。
肆
乾嘉之學與王氏學術有何差異？
王國維認為：“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在他的眼中，乾嘉學術最為精深嚴密，可稱清代“全盛時之學”。他之所以如此褒揚乾嘉之學，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本身重視經史考證。
乾嘉之學得名於清朝乾隆、嘉慶二帝的年號。在這個時期，許多學者舍棄了抽象討論義理的宋明理學（也稱“宋學”），而采用了漢朝學者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故而，乾嘉之學又有“漢學”之名。由於該派重視列舉證據而較少闡發義理，又兼文風質樸，也被世人稱之為“樸學”或“考據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