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以漢儒之法研究經學，幾乎將所有的時間及精力都用在了整理古代典籍上。由於西漢中期的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子百家的大多學派紛紛消失在曆史長河中，諸子典籍也因不被獨霸學術界的儒家重視而不斷佚失散落。我們今天能看到百家經典，全靠清代乾嘉學者的苦心整理。
古代中國的學者不像今天的文史研究人員那樣追求史料的精確性。這種傳統從中國第一個思想大爆發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了。先秦諸子提出了許多精辟的治國主張與做人的道理，但他們為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觀點，常常偽托聖王故事來充當論據。這個風氣一直延續到清代乾嘉時期。
乾嘉學者普遍反感宋明道學家喜歡空談且言之無物的毛病。他們不同於此前任何朝代的學者，具有濃厚的疑古精神，極其重視辯偽存真，對儒家經典與諸子書籍作了細致地考訂。不但糾正了經史在流傳過程中的錯訛，還指出了經史中許多引用失當的典故，並注釋了文中提到的眾多名詞。盡管乾嘉之學在思想建樹上乏善可陳，但對梳理古代文化資料的貢獻十分突出。
因了此故，王國維稱讚乾嘉之學為清代最精。
王國維眼中的清初“實學”開創者顧炎武，恰恰也是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師。他指出，顧炎武重視考據是為了糾正明代學者空洞無用的缺點。顧炎武試圖通過考據的辦法重新詮釋經學，為經世致用提供指導思想。然而，他的本意到了乾嘉時期已被眾儒者淡忘。乾嘉考據家大多遠離社會時事，隻是一味埋首於故紙堆，全無顧炎武的經世致用的精神。
盡管如此，乾嘉之學內部仍有派係之分。其中影響力最大的要數，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吳派的經學“唯漢是信”，凡是兩漢經學的成果都一概采信並加以詮釋。皖派則不同，除了注重考訂名物、製度、文字、音韻外，也注意思想理論的總結。王國維推崇的乾嘉之學實際上是指以戴震為首的皖派乾嘉學術。
疑古精神讓乾嘉之學創造了古代中國考據的巔峰，但也導致其變得越來越繁瑣細碎、脫離實際。
在此之前，宋明理學家隻顧著微言大義，而不太關心引用的經典是否最原始的版本。例如，儒家五經因秦朝焚書與西楚霸王火燒鹹陽而佚失，靠著故秦博士與民間大儒默記的內容才重新整理成“今文經”。不料，後來又出土了“古文經”。人們這才發現原來經典在流傳中早已不是原貌了。很可能學者引用經典上的某句話，實際上是後人添加的。如此一來，微言大義從材料源頭上就已出現了偏差。
為此，乾嘉學者的考訂細之又細，充分發揚“疑古”精神，甄別出了一個又一個偽托聖賢之作。他們為確保嚴謹，一字一句都反複校勘。毫不誇張地說，每一部先秦經典的考訂，都凝聚了乾嘉各派學者反複爭鳴的心血。可是這樣一來，學者幾乎一輩子都在尋章摘句中度過，完全被淹沒在考訂的大海之中，難以像先秦諸子與宋明理學家那樣構建自己的思想理論體係。
於是，無論哪個派別的乾嘉學者，都缺乏顧炎武的經世致用精神與思想創新能力。他們最擅長的是整理出一大堆同類材料，旁征博引，細致對比，然後得出一個結論。但這個證據充分的結論，可能並沒有什麼新奇的道理。
從積極的角度說，乾嘉之學給後世留下了更為精確的經典及史料文本；從消極的角度說，乾嘉之學的研究方法造成了很大的智力資源浪費，讓原本可以推陳出新的飽學鴻儒無法更上一層樓。
因此，從嘉慶之後，就有不少學者對乾嘉之學提出了批評。特別是鴉片戰爭造成的晚清時局劇變，又催生了王國維眼中的清代學術第三變。
在王國維看來，乾嘉之學的沒落與道鹹之學的興起都是“時勢使之然也”。他曾感歎道：“今者時勢又巨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
王國維指出，乾嘉之後盛行的今文派經學存在很大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道鹹之學掙脫了前兩個階段的“成法”。他批評道鹹時期的學者時說：“頗不顧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其言可以情感，不可以理究。”也就是說，道鹹之學的學術變革並不成功。因此，王國維才以改革中國經學研究為理想，在乾嘉“成法”（指考據訓詁）的原點上超越道鹹之學，創立新的治經方法。
那麼，該如何創新呢？王國維的思路是將其他思想資源融入到乾嘉“漢學”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