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曾說：“雍乾以後，漢學大行。凡不手許慎，不口鄭玄者，不足以與於學問之事。於是昔之談程、朱、陸、王者，屏息斂足，不敢出一語。至乾嘉之間，而國朝學術與東漢比隆矣。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說之龐雜破碎，無當於學，遂出漢學固有之範圍外，而取宋學途徑。”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就是將漢學與宋學的優點結合起來。
清代漢學本身是批判宋學而產生的。漢、宋兩派教義各異，勢同水火。但王國維認為，能補充乾嘉學術不足的正是宋學。明清的儒學上承宋明理學（包含彼此對立的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許多學術都發端於兩宋理學家。宋學短於考據，而長於構建義理。這與重考據輕義理的漢學，恰好形成了天然的互補性。漢學的主要功能是探明源流，為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而宋學可以避免漢學破碎而無當的缺陷，將考訂後的成果服務於論證義理。
對於這點，心無門戶之見的王國維，一直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研究經學時力主“溫故而知新”，試圖讓傳統的清代學術煥發生機。為實現這個目標，他一方麵繼承了乾嘉漢學紮實細密的考據精神，另一方麵吸收了宋學在義理構建上的長處。
需要指出的是，王國維的這個想法在轉向經史研究前就產生了。當時他以哲學研究為中心，試圖從乾嘉漢學中尋找出具有哲學價值的人文關懷（即宋學追求的經學義理）。他之所以推崇皖派經學家戴震，不僅僅是因為其考訂成就，更是因為其在漢學諸儒中最有哲學思考精神。
從這個角度來看，王國維從一開始就沒有因為推崇漢學而唾棄宋學，而是主張兩者並重。盡管他後來鑽研經史時是乾嘉漢學“以小學通經”的門徑，但對理學經義的價值更為重視。
盡管王國維長期以來給世人留下純粹治學不問時事的印象，但實際上他並不甘心做個為考訂而考訂的乾嘉漢學傳人。要知道，王國維最初並不喜歡經學，特別是尋章摘句的乾嘉漢學，而是癡迷於更為宏大的美學與哲學。後來轉入經史研究，也是出於革新學術的遠大目標，而不滿足於早時乾嘉學人那樣的章句之儒。宋代學者追求格物窮理，這個“理”正是王國維最關心的“哲學”。王國維認為，“取宋學途徑”的好處是，能讓學者從整體上把握好研究方向，以免因繁瑣雜碎的細節考訂而陷入困境。
從這個角度來說，王國維的學術方法可以看作是借助乾嘉漢學的考訂技術來實現宋學的哲學追求。
在王國維看來，懷疑精神是宋學的一大優點。他曾說：“宋代學術方麵最多進步，亦最著。其在哲學，始則有劉敞、歐陽修等脫漢唐舊注之桎梏，以新意說經。”漢唐學者重視注解經文，廣大學子接受的是師尊“闡發”的義理，而不是自己讀經的領悟。宋儒舍棄了漢唐經說，直麵元典文字，從而比漢唐儒者能容易直達先秦儒學的內核。
不過，這種懷疑精神逐漸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宋明學者往往跳過對四書五經的解讀，按照自己的“本心”來詮釋儒家義理，從而導致經學與儒家春秋大義漸行漸遠。而清代漢學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崛起的。
宋朝學者開啟了考釋金石文字的先河，但真正將這種治學方法發揮到極致的反而是清代漢學家。因了此故，清代乾嘉學者往往對宋儒的研究成果評價很低。王國維認為，這是一種不應有的門戶之見。他說：“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譏者，然亦國朝諸老所不能免也。”
宋儒作為開創者，固然有研究不透徹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否定其價值。反觀擅長考訂的乾嘉漢學，又回到了宋以前被經籍束縛，不敢大膽質疑前人見解的保守狀態。這又大大阻礙了清代學術的進一步發展，最終也招致漢學走向“道鹹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