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王國維的經學改革是繼道鹹之變後又一次學術創新。他繼承了乾嘉漢學嚴謹周密的考據方法與宋學重視哲學思辨的懷疑精神。在漢學與宋學鬥爭依然激烈的當時，王國維極力主張破除一切形式的門戶之見，並嚐試將兩者融為一體，創立出一種更有生命力的新經學。
伍
王國維是怎樣揚棄傳統經學的？
近代以來，中國學術逐漸擺脫了傳統的經學形態，而分化出各種現代學術科目。王國維對此貢獻極大，在多個領域開創了先河。他治學最重視革新研究方法，並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指出：“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複廣之以治一切諸學。”
在這篇文章中，王國維認為清初學者與乾嘉學者采用的是同樣的治學方法，沈曾植先生也是以此法研究一切學問的。由此可見，致力於學術創新的王國維並沒全盤否定傳統經學的研究方法，而是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進行揚棄。
那麼，曆代經學家共用的治學方法是什麼呢？具體而言，就是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三位鴻儒所創立的“先正成法”。王國維說：“國初之學，創於亭林（即顧炎武）；乾嘉之學，創於東原（即戴震）、竹汀（錢大昕）；道鹹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
清朝是中國古代考證學的巔峰時代。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被各派經學家尊為考證學的開山祖師。按照王國維的傳統說法，乾嘉學派的開創者是戴震與錢大昕。此說不同於傳統主流觀點。因為通常認為，乾嘉學派分為兩大流派，一派是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另一派是以惠棟為首的“吳派”。王國維重視實學，認為錢大昕是“近世史學大家”。按照他的劃分，清代學術在道鹹之世又有一變，學者重視遼、金、元三代曆史與西北地理狀況。王國維認為，這個變化與錢大昕的學術貢獻是分不開的。他在《聖武親征錄校注序》中提到：“錢竹汀先生始表章其書，為之跋尾。道光以後，學者頗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地理，此書亦漸重於世。”故而，王國維將錢大昕的曆史地位抬到與戴震同樣的高度，而沒有采納傳統的惠、戴並稱之說。
王國維主張打破門戶之見，融合漢學、宋學甚至西學而推陳出新。但他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乾嘉漢學皖派的路子。他在《東山雜記》中細述了自己對經學的總體認識：“國朝三百年學術，啟於黃王顧江諸先生，而開乾嘉以後專門之風氣者，則以東原戴為首。東原享年不永，著述亦多未就者，然其精深博大，除漢北海鄭氏外，殆未有其比。一時交遊門第，亦能本其方法，光大其學，非如趙商、張逸輩但知墨守師說而已。戴氏禮學，雖無成書，然曲阜孔氏、歙縣金氏、績溪胡氏之學，皆出戴氏。其於小學亦然，書雖未就，而其轉注假借之說，段氏據之以注《說文》，王郝二氏訓詁音韻之學，亦由此出。”
王國維在這裏梳理了一個乾嘉經學係譜。他認為，乾嘉諸學者在小學、禮學、名物等研究領域，都稱得上是戴震的傳人。王國維獨重戴震開創的皖派學術，完全忽略了惠棟開創的吳派學術。由此可見，他所繼承的是乾嘉漢學中的皖派經學。
皖派經學與吳派經學的差異主要在於研究方法迥異。皖派以“求是”為宗旨，不讚同墨守成規；吳派主張“求古”，不肯須臾背離師法。就實而論，戴震與惠棟的許多學術見解是相合的。但因研究方法的差異讓兩個經學流派的分歧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