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指出：“至欲求經學、國史、國文學之教師，則遺老盡矣。其存者，或篤老，或病廢，故致之不易。就使能致，或學問雖博而無一貫之係統，或迂疏自是而不屑受後進之指揮，不過如商彝周鼎，藉飾觀瞻而己。故今後之文科大學，苟經學、國文學等無合格之教授，則寧虛其講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而專授以外國哲學、文學之大旨。既通外國之哲學、文學，則其研究本國之學術，必有愈於當日之耆宿者矣。”
在王國維看來，老派經學家雖然學問淵博，但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體係。這類人迂闊倨傲，不願意聽後輩學者的意見，而按照王國維的構想，未來的文科大學不僅包含有傳統的經學與國文學，還應當教授西方哲學與文學。他認為，廣大學子若能熟悉西方哲學及文學，回過頭來研究傳統經學時，必定會有超越前代宿儒的成就。
其實，王國維自己就是先從學習西方哲學、文學、美學起家，然後再重新研究傳統經學的。他憑借研習西方學問多年打下的基礎，對傳統經學作了全麵深入地研究，並且很好地吸收了其中精華，特別是懷疑精神與考訂方法。如果說羅振玉的學術帶有許多傳統經學家的特色，那麼王國維則完完全全是一個現代學術研究者。
王國維重視經書的價值，但不再把經書當教典，而是將其看作史料。他也不再把過往聖賢當成神人，而是將其視為凡人。他跳出了傳統儒者對經師的頂禮膜拜，不再把經學當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工具，而僅僅將其定位為學術研究對象。他發揚了清代皖派乾嘉學者的考訂技巧與懷疑精神，卻舍棄了他們以注疏為主的治學路線。這可以說是他對傳統經學最本質的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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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學無中西新舊”？
近代學術界處於一個新舊文化交替、中西學術碰撞的大轉型時代。中國古代學術在此期間逐漸淡出曆史舞台，而現代學術體係初步形成並不斷發展至今。在這個轉型階段中，王國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改革了傳統的經史研究方法，並且在多個學科都有劃時代的建樹。
當時各方學者都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並構建起自己的學術體係。根據學術立場的差異，近代學者有奉行文化保守主義的國粹派，有激進推翻傳統文化的西化派，有主張文學複古的學衡派。
王國維早年醉心於西方哲學與美學研究，後來以經史考訂為主要方向。素來沒有門戶之見的他，提出了一個不同於上述各派的觀點。他指出：“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嚐知學者也。’”（《國學叢刊序》）
這番話充分體現出王國維海納百川的大師氣度。他的主張包含三層意思：
其一，做學問不應分新學舊學，不可人為割斷現代學術與傳統學術的源流。
其二，做學問不應存有中學與西學的地域之見，應廣泛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其三，做學問不宜區分“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從而否定某些看似“無用”的學問的深遠價值。
在王國維看來，凡是圍繞這三個方麵進行口誅筆伐的，都不是認真做學問的學者。自從晚清以來，各個不同的思潮都在激烈論戰。例如，著名的“科玄論戰”，將當時大部分知名學者都卷入其中。但一生甘於青燈黃卷苦讀書的王國維，幾乎沒有參與過任何學術論戰。事實上，他也存在某些鮮明的學術傾向。例如，他推崇乾嘉經學的皖派學術，而對吳派的評價很低。又如，他推崇西方思想家叔本華的哲學，卻在後半生放棄了研究多年的西方學術，將精力完全集中在經史國學領域。盡管如此，王國維極少與同行展開辯論，隻是埋頭於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