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提出學無新舊中西的觀點，與當時複雜的時代背景有直接關聯。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卷入了時代的激流。外有西方列強環伺，內有此起彼伏的反清活動。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後，與恭親王奕欣等人發起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洋務運動。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開啟了“西學東漸”的浪潮，讓廣大學人接觸了先進的西方文明。此後的維新派進一步融合中西學術，推出“新學”。而百日維新的失利也使得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越來越全麵深入。
千古未有之巨變，讓近代學者迷失了方向。如何對待傳統學術？如何看待西方學術？成為困擾近代學術界的一個重大課題。
翻譯《天演論》的嚴複，為了救亡圖存而向國人宣傳西方的進化論；維新派領袖梁啟超不僅親身參與過百日維新，還對中西文化差異進行了比較研究；崇尚西方實用主義哲學的胡適，致力於推廣白話文，顛覆文言文，並用西方學術工具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發展史；鄧實等經學家則從保護“國粹”的角度出發，極力宣揚傳統經學的重要性。
麵對這場激烈程度不亞於先秦百家爭鳴的學術大討論，王國維選擇了相對超然的態度。他不熱衷於社會活動，而是始終堅持書齋學者專注於學術研究的清靜本色。
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是因為王國維把做學問當成純粹的研究活動，而不將其看作是社會活動手段。他撰文呼籲：“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論近年之學術界》）
那種抱有“政治之野心或實利之目的”的學術研究，是王國維最反對的行為。這與鼓吹實用主義的胡適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王國維看來，純粹的學術研究應當超越古今，而不宜抱有新舊、中西之偏見。既不能排斥陸續傳入的西方學術，也不能全盤拋棄傳統的經史國學。
王國維認為：“智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問題，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釋此問題之一部分者，無論其出於本國，或出於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藉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觀宇宙人生也則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見，此大不然者也。學術之所爭，隻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
不難看出，王國維認為學術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是全人類需要共同麵對的。無論是中國思想還是西方理論，隻要能解答人們的困惑，克服相應的問題，就是好東西，應當一視同仁地接受。
盡管人類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觀察宇宙人生的方法大相徑庭，自然會歧見百出。對此，王國維注意到了學術爭鳴存在相對性。每一種學說都有自己的語境和背景，若隻是以觀點差異而相互攻訐，未免太過小氣。當然，王國維並非反對學術爭鳴，因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隻不過，他主張學術爭鳴隻爭論“真偽”，真實就支持，虛偽就反對，而不應該存在門戶之見。譬如，推崇西學者一味攻訐中學，將中國傳統學術一竿子打死。又如，推崇新學者全盤否定舊學的價值，全然不顧學術發展的曆史性。在王國維看來，這些都不是真學者當為之事，因為他們沒把治學當成目的，而僅僅是以學術為手段。
假如隻把王國維當成是和稀泥的調和主義者，未免太小看先生的才學。他主張超越三個分歧，並不是意氣用事，而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
王國維學貫中西，既有紮實的西方學術功底，又有深厚的傳統經學素養。正因為對中西新舊學問都有相對全麵地了解，他才能更加公正客觀地看待不同學問之間的差異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