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元劇中的語言特色，王國維認為，元劇的文字是鮮活的、生動的，是生活的文字符號再現。他說：“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話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總結起來，就是元劇“情真、景實，人物語言性格化”。其實，就是真切、自然的表現風格。
首先，元曲在遣詞造句方麵是中國古代文學語體的一次解放，尤其是對方言俗語的使用。可以說，在我國古代各種文本中最接近生活本色的語言，就是元曲。它從傳統文學固有的文體風格中擺脫出來，達到了任情而發、隨境生成的境界。在《西廂記》中，就大量使用了方言俚語，而且與詩詞語、經史子集語等相互交叉，渾然天成，使得其語言風格既樸實又不失優美，而且又散發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使今人讀之依舊為其生動豐富而讚歎。所以，王國維認為，元劇屬於一種使用了新語言的新文體。
在元劇中，作者對於不同人物，因其經曆、身份、處境不同，所使用的語言風格也不相同，或樸素，或詼諧，或典雅，等等都與劇中人物相吻合。所以，給人的感覺非常自然生動。
另外，元劇基本擺脫了道德觀念的束縛，不再是載道的工具。它以更直接、坦率的姿態去表現作者對於人生的感悟及其世俗情趣。對於元曲擺脫於道德觀念之束縛，王國維說：“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物，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仿佛也。”在元劇中，有著大量的世俗內容，這是它超越於傳統文體的地方。它不像律詩那般嚴肅，宋詞中雖然涉獵了一些世俗題材，但並不廣泛，而元曲則把世俗內容廣納進來，並更長於表現人情世態，具有濃厚的人情味、世俗味。
貳
王國維是如何界定悲劇的？
中國古代戲曲，大都以“圓滿”為結局——始悲終歡，始離終合，始困終享。不論是喜劇還是悲劇，結局都是如此。這也就是所謂的“大團圓”結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吾國人之精神，時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享。”在中國古代戲曲中，並不崇尚與追求人生與欲望的“解脫之道”，更注重團圓之趣，充滿了樂觀色彩。
王國維在研究中國戲曲時，發現了中外戲曲文化的差異。他在讚賞元劇藝術之美的同時，又認為中國戲曲在“理想”“人格”等方麵與西方戲曲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用他的話說就是“相去尚不能以道裏計”。在中國戲曲中，最具悲劇色彩之作，王國維最認可的是《紅樓夢》和《桃花扇》。對於中國戲曲，他更推崇元劇，他認為元劇有悲劇在其中。“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在這裏王國維很明晰地將元代戲曲和明清戲曲分別開，認為元代戲曲之所以與別的不同，就是因為悲劇是其特色。因此，在王國維看來，悲劇因素是元劇的第二佳處。所以，他強調元劇中的《竇娥冤》和《趙氏孤兒》為中國悲劇之最，認為它們可以列入世界大悲劇中，而且毫無遜色。當然，不能不說，王國維運用西方的美學觀點，將中國戲曲放在世界的大範圍中去與西方戲曲做比較，是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
當然，也不能不說，王國維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細心解讀和整理編排古文書籍，開創了中國戲曲史學的先河，為中國戲曲史學做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他的《宋元戲曲史》給戲曲研究帶來了總結性的重要作用，對悲劇的定義也引起了人們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