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西方對悲劇的定義，王國維認為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悲劇，隻有悲劇精神。在他看來，社會生活中的重大矛盾衝突在西方戲曲中有深刻地體現，人們通過戲曲看到了善惡兩種力量的較量。可以說，西方戲曲以其自身或毀滅或遭遇淒慘，能夠讓人們產生同情、悲憤和崇敬之情。而中國文化則不然，其一貫秉承樂觀精神，喜歡大團圓的結局，這些極具思想局限的文學作品，藝術價值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王國維認為，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能夠完全符合悲劇定義的沒有幾個，除了《紅樓夢》和《桃花扇》。因為它們真正體現了個體的生命悲劇。可以說，早年的王國維是完全按照西方悲劇的觀點對中國文學作品做出悲劇判斷的。那時的王國維還年輕，還是比較樂觀的，但之後發生的很多事情，讓他徹底改變了對悲劇的看法。
王國維在寫《宋元戲曲史》時，由於他之前的人生經曆了一些變故，因此他對人生產生了一些新的感悟和認識。他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人世，他在青年時期又遭遇了家中親人的紛紛離去。八國聯軍的侵略，使得中華古文化在清朝的淪喪下也進入了毀滅與消亡的情境，那時正處於社會風雲巨變時期，人們的思想發生了改變，那些與舊時代有著密切聯係的一切，包括古典文化，都成了人們欲與決裂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王國維投身於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中，並在其中獲得了稍許安慰。
1903年，王國維真正地接觸到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而不久他又讀了叔本華的《世界是意誌和表象》，並稱其“大好”“思精而筆銳”。對於叔本華的喜歡，讓他研讀了其更多的哲學論著。叔本華的悲觀思想很契合王國維的思想，在悲觀主義人生論上，二人高度合拍。可以說，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對王國維的影響非常深，這也讓王國維的文學創作和研究帶上了很濃重的悲劇色彩和精神。故而在宋元戲曲史裏，他展開了對悲劇理論的探討，開始承認中國的悲劇，隻是這種悲劇有別於西方的悲劇。
在《宋元戲曲史》中，王國維闡述了他對真正悲劇的看法。在此之前，《紅樓夢評論》體現了他的悲觀主義。那時他認為中國文學作品中，真正具有“厭世解脫”的悲劇精神的隻有《桃花扇》和《紅樓夢》。而在四年後，當他開始全麵、係統地研究中國戲曲後，發現了元劇中的悲劇，並將其列舉出來。因為深受叔本華的影響，把悲劇作為文學的頂點，所以他也因元劇有悲劇在其中，而視元劇具有極高的成就。在他看來：“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劇則有悲劇在其中，如《漢宮秋》《梧桐雨》等，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中，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誌，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其實，在中國戲曲文學中，悲劇並不少，但王國維卻唯獨將《竇娥冤》和《趙氏孤兒》納入了《宋元戲曲史》中。而這兩部劇的結局也是圓滿的大結局，竇娥最後沉冤得雪，趙氏親手殺了仇人，這似乎與王國維最初提出的中國沒有悲劇是自相矛盾的。但若仔細研究，便可以發現，他之所以將這二部戲曲列入悲劇中，是有更深層次的理解，那就是主人翁的意誌。也就是說，在王國維看來，悲劇的最高境界不再是清靜無為，而是奮力抗爭。在《竇娥冤》中，竇娥雖然含冤而死，但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立下了三樁誓願，而後全都實現了。她的冤情得以昭雪，惡人有了惡報。在這部戲中，竇娥寧死不屈並發下毒誓，她用自己的性命與惡勢力作鬥爭，這些都是出於個人意誌導致的悲劇性結局。
在《趙氏孤兒》中，趙氏親自報仇，個人有個人的報應。劇中程嬰為了抵抗惡勢力，為了保存趙氏，不得不犧牲自己兒子的性命。這是出於他個人的意誌，而趙氏在得知真相後，選擇複仇也是出於個人意誌。因此依循西方戲曲悲劇的界定，真正的悲劇是由主人公的心理分裂所致，造成了意義重大的災難性事件。正是這一重要特征體現了悲劇與其他喜劇種類的不同，特別是情節劇。《竇娥冤》《趙氏孤兒》之所以能被王國維列於世界大悲劇中，這一點是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說，他們的悲劇皆出於主人翁之意誌，而不是悲劇精神。
王國維將中國悲劇定義與西方悲劇定義相結合，對中國戲劇評論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貢獻，盡管後人對此有不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