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劇同古詩詞雖然有直接的關係，但其曲辭畢竟是為故事服務的。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說“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與他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真景物、真感情”有相通的地方。但戲曲是一種代言體藝術，故這裏的“情”與“景”是劇中人心中的情，眼中的景，這是從詩論中發展而來的。關於“敘事則如口出”，也是劇中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性格語言，這個意境之說比詩論有了更多的發展。因此可以說，王國維的戲曲意境說中的“意境”，並不是劇作家直接的主觀感情的抒發，而更多是來自於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和領悟。
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意境來自於主觀詩人對境的空觀，就是說詩人所看到客觀對象是自然的。就這點而言，元雜劇的藝術美和劇作家的藝術經驗還是優先於自然美和劇作家的審美經驗的。因此說，王國維的戲曲意境說與中國美學古典意境說存在著不和諧的地方。
而元雜劇雖然已經是一種綜合性的戲劇藝術，但除了少數作品外，大多數劇作家的創作依然停留在書麵文學，而不是作為舞台藝術的創作形式上。所以，王國維說“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故有了“意境”之說的引入。對於“意境”王國維認為其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真”。他說：“能寫真情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正是基於“真”，引發了“自然”，繼而他把“意境說”引入到對戲曲的評論上。因為元劇以真率自然取勝，所以王國維以“真景物、真性情”為橋梁，將意境說由詩論帶入了劇論，形成了他的“戲曲意境說”。也就是說，他的戲曲意境說和他劇論上的“自然說”是密切相關的。正如他說：“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因為自然，所以能“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而“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是故，元曲與“古今之大文學”是完全一致的。而其“戲曲意境說”便是以其“戲曲自然說”為前提進行自然觀的闡發的。
肆
《桃花扇》是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嗎？
《桃花扇》是中國清代非常著名的劇本，是孔尚任曆經十多年修改多次而完成的作品。在《桃花扇》的《先聲》一出裏，通過老讚禮之口，表明了作者的創作意圖，那就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在這一劇本中，作者主要表達了對南明朝由興到亡的感慨。南明，君是昏君，臣是佞臣，政治非常黑暗。作者出於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之心理，將一份無限深沉悲涼的感慨傾訴於筆端。
《桃花扇》一劇，通過侯方域、李香君的愛情故事敘寫了南明的重大曆史事件。劇中人遭逢亂世，在腐敗黑暗的社會現實下，演繹了一場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迷惘幻滅。
對於《桃花扇》，王國維曾在稱讚元劇時說：“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物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矣！”
王國維認為，《桃花扇》在對人物刻畫方麵，在中國戲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傑作。他所說的《桃花扇》有人格矣，指的就是劇本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能多麵立體地將人物的性格特征體現出來，使其在情與理與義等矛盾糾結時，能作出不同的反映，人物形象豐滿。作品能把人物愛情上的波折與國家興亡的命運相結合，寫出了亡國之痛，更熱情地歌頌了下層人民堅貞的愛國主義情懷。
王國維將《桃花扇》定位為悲劇，他在談到元雜劇中悲劇的特征時用了這樣的一個詞語——“主人翁意誌”，而其所指的是悲劇主人公道德選擇的自覺。他認為，悲劇所以為悲劇，是因為劇中的主人公不是毫無辦法地成為惡勢力的受害者或犧牲品，而是在倫理的要求下，自覺地選擇麵對死亡或危險，從而體現道德意誌的自由。也就是說，悲劇的主人公所遭遇的災難或毀滅，並不一定是由非正義的人或者是事直接造成的，而是其為了正義的回歸所作出的一種悲壯的獻祭。《桃花扇》作為中國古典戲曲中的悲劇之一，與其他不盡相同，之前的中國古典戲曲悲劇中，劇中人物的塑造，往往是走“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套路。這種人物塑造原則下的戲劇衝突，所呈現的是一種對峙模式的“人與人的衝突”，而衝突的雙方往往成了具有相反的倫理內涵的道德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