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對元雜劇發展的曆史與“發達”的原因進行了闡述。他將元雜劇從興起、繁盛到衰蛻的整個演變過程做了劃分，共分三個時期：一，蒙古時代。起“自太宗取中原以後，至元統一之初”。這一時期的劇作家都是北方人，“作者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劇之傑作，大抵出於此期中”。二，一統時代。也就是13世紀80年代到14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的劇作家大都是南方人，劇作“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三家外，殆無足觀，而其劇存者亦罕”。三，至正時代。就是14世紀30年代到14世紀60年代，這個時期的劇作之“存者更罕，僅有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曄五劇，其去蒙古時代之劇遠矣”。
從王國維對元雜劇的劃分可以看出，他以事實為依據揭示雜劇發展的科學態度。而他對於學術的研究是由考察時地入手，以作家作品為依據，對各個時期的特點進行歸納。這種方法對後世的戲曲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不過，也有人對他的三期分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但不論怎樣，應該說，王國維還是比較清晰地將元雜劇發展的基本輪廓給描繪了出來。
其四，以中西美學理論為依據，對元雜劇的文學成就給予充分肯定。
對於元雜劇的評價，王國維運用了中西美學理論。他充分發揮了“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的學術優勢，創造性地運用了“自然”“品格”“意境”等中西美學範疇，對中國戲曲之元雜劇做了全麵深入的審美評價。
王國維推許元雜劇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一代之絕作”。他說：“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性，而莫著於元曲。”
王國維對元劇最為推崇的地方是它的天然混成的美學風格。在王國維看來，元劇對人物情態做到了準確刻畫“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反映社會現實“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
對於元劇“自然”之特色，在王國維看來，作品外在風貌的“自然”與作家在藝術上追求率直自由的個性是分不開的。他認為，元劇作家之“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其目的不過是為了“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但摹寫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期間”。
對於元劇的一幹作家王國維也給予了高度讚譽：“關漢卿一空依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綿，自成馨逸，均不失為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之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
從王國維的論述來看，對於元劇作家的藝術品格，他主要推崇三點：一是對元代著名雜劇劇作給出了肯定的態度，認為其與唐宋詩詞名家一樣，具有鮮明獨特的藝術“品格”；二是元劇作家之所以能自成大家，正是源於元劇作家的“品格”在劇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三是“一空依傍”的藝術獨創精神，標明了作家“品格”的高度成熟。
王國維在對元劇作家的高度評價中，包含了他對他們能夠超越世俗功利的創作動機的肯定，他認為正是這些人無目的性自由創作的精神，才使他們創作出了具有“自然”美學風格的作品。
王國維還將“意境”論帶入了對元劇的審美評價中，這也是他對戲曲理論的一個創造性貢獻。可以說，他的“意境”論是對其“自然”觀的一次理性升華。對於他來說，元劇文章之妙處在於有意境。對此，他是這樣說的：“元劇最佳之處，不再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那麼，他認為的“意境”是什麼呢？他是這樣解釋的：“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中國戲曲文學的顯著特點，正是寫景、敘事、抒情於一體。王國維認為元雜劇將三者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所以他說：“惟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是故，他由讚元劇有“自然”之美，到崇尚元劇所獨擅的“意境”，並將之與唐宋詩詞並提為“一代之文學”的崇高曆史地位上，為後世在戲曲研究上創造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