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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鑒定古代文字的？
王國維認為，古兵器、陶器、璽印、貨幣諸古器物為大眾通行之物，其上麵的文字必然也是大眾通行文字。由此，他根據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釋，來研究曆史的演變及曆史間的各種關係。比方說，他從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匈奴的族源來自鬼方、昆夷、獫狁，他還廣征博引古文獻及鍾鼎彝器銘文，研究古代北方遊牧部族史。其研究成果不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在學術界影響深遠，成為後人借鑒的寶貴文獻。他從小學的音韻學入手，通過研究得出，戰國時期的文字分為以秦為中心的籀文和東方六國的古文，即西土文字和東土文字。如果要研究先秦乃至三代的文字的話，還必須從研究東土文字出發。
在甲骨文文字研究方麵，王國維最大的特點，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是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曆史，創造並完善“二重證據法”。由此，他的研究成果頻出。1915年，他寫出了《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記》和《鬼方昆夷獫狁考》；1916年他發表了《殷禮征文》；1917年他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殷先公先王考附注》《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序》《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和《殷周製度論》；1918年他寫了《戩壽堂殷墟文字考釋》；1919年他寫了《殷墟書契後編釋文》；1920年他寫了《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1925年他發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之發現學問》和《古史新證》等。他的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首創性。同樣，在金文研究方麵，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從1914年《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寫出以來，所涉及的敦、鼎、鍾、符、卣、盧、尊和彝等各方麵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著述頗豐。其間的文字考釋以及金文與史料相結合的考證方法都是他的“二重證據法”的具體運用。
由此可以說，王國維簽定包括甲骨文、古器物等上麵的古代文字的方法，是他將“二重證據法”的活用，其核心精神就是互證，以辨別字的聲、形、義和真偽。
在《毛公鼎考釋序》中，王國維對他的文字考證方法和觀點有描述：“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
這段話指出了文字考證中出現的一些弊端，主要是表現為穿鑿附會和置之不理。由這種現象，也間接道出了文字考證之難。“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製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但困難並不可怕，因為古器物上的文字都是古代通行的文字，如果結合它們來考證史事和製度文物，知道所述時代情狀，以此類推來考義、考音、考文字變化，必然會有所收獲。這也是王國維考證文字的指導思想。
王國維說：“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為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未備者補之，其有所疑則姑闕焉。雖於諸家外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強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雲雲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考證的目的，既是用來揭示真相（求真），也是為後人做鋪墊的。由此，也可看出王國維的一種長者風範。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是王國維考證古文字的主要著述。盡管考證鑒定的字數較少，但都是難度越來越大的字。該著述糾正了《史記》中記載的個別錯誤，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一部信史，被譽為甲骨文發現19年來第一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科學論文。從該著述中可歸結出他所運用的一些文字鑒定方法：以史考字法、字形類比法、依句推勘法、音形義互求法、偏旁分析法、從文化史上來輔助考證法、同聲通假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