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在甲骨文的卜辭中，王國維發現，乙、丙、丁三字均於字外加框，而這三字均為當時的人名。由此他悟出於卜辭中十數處發現的“田”，即上甲。由此，他進一步得出，殷時祖父之名時於人名外加“□”或半形框的，“或即郊宗石室之製”。這些就是推勘文字規律的結果。卜辭中出現的不少文字都是純象形文字。比方說，王國維發現，有兩個字體，外形像人的頭、手和腳。他通過對《說文》戈部所述該字稱，“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從頁，巳止戈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中的“羞”字、克鼎“柔遠能李伏”和《博古圖》《薛氏款識》以及盄和鍾上的“柔燮百邦”、晉薑鼎“用康柔綏懷遠廷”中的“柔”字的描述中鑒別出，該象形文字為“柔”字，並進而得出，柔、夔和羞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這可以說是以史來考字法的運用。又比如，殷墟卜辭中出現的“土”字，在《鐵雲藏龜》中，“土”上麵的一豎均作空心。而在《前編》中，“土”上麵的一豎為實心。他通過研究對比得出，二者為同一“土”字，“卜辭用刀契，不能作肥筆”，所以上麵一筆作空心狀。由此，他結合《史記·殷本記》《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係》和《周禮·作人》中有關“土”的描述，得出此“土”即為相土。這是字、史互證方法的具體運用。
王國維的文字鑒定方法，充分運用到了他考證和史學研究的各方麵，並且這些方法並不是單純機械地運用，通常都是相互結合、多方比較進行。其核心還是他的“二重證據法”的靈活運用。當然，在文字鑒定方麵，他並不是單純為了鑒定而鑒定，其目的是為了考史。因而，他的文字鑒定方法，可以說是他考史的輔助手段和工具，歸於考古學中的基本技能。而也正是得益於這些方法，他才在鑒定古文字方麵獲得了長足進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對今天的人來說，無疑具有借鑒和利用的意義。
肆
為什麼要取西方史書與中國古籍互相補正？
在學術思想上，王國維堅持：“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在談到“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他說：“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
這段話充分體現了王國維一生為之堅持的學術精神：真正的學術研究是純粹的，非功利的。因而，任何學術，就其本身來說都是一種獨立存在，隻不過是人的主觀意識上的差異對待才有了優劣好壞之分。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它們都不出科學、史學和文學的範疇，因而，西方有的，中國也有，差別不過在涉及的領域和範圍上的廣、狹、疏和密。二者同為世界學術的一部分，在雙方交流過程中，是互相推動和促進的。
王國維生活於一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和思想觀念大轉變、文化大轉型的時代。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結果是，西方文化日益強勢，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勢微，以致出現了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和全盤西化的思潮。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誰也做不到潔身自好。王國維自不例外。為此，他還刻苦學習日、英、德三國語言。可以說，對於西方文化，他是主動接納的。但是，從社會層麵上來看，他的言行和著述內容，所包含的思想還是受錮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洋為中用這個範疇的。
王國維曾說過：“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於秦火矣。既驗於古，必驗於今。”
這文字既可視為王國維的一種學術態度，又可視為他的一種愛國情懷。由此可知，他要取西方史書與中國史籍互相補正的說法，並非要以西方的史實來取代或修改中國的史實，而是指以西方的學術思想和觀點作為參照，吸引他們的視點和方法來考證中國的曆史，完善中國的史學。也就是說，取西方的學術觀念與中國固有的材料互相參證。
在西方的學術界，對王國維思想影響最深的人物分別是康德和叔本華。他們的思想成了他的哲學思想的源頭。另一方麵，英國如洛克、休謨等所提出的實證論思想也讓他深受熏陶。為此，他學過邏輯學、數學、化學和物理學。這些學問無疑培養了他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他史學方麵“二重證據法”的思想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