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郡考上》中，王國維考證出，《漢誌》上“所舉二十六郡國，其真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然世人莫之察焉，是可異已。”那些郡中，可確證為高帝建置的，僅河內郡、清河郡、常山郡和豫章郡。他考證出，江夏、涿郡、渤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桂陽、武陵和定襄十郡，非高帝所置。在《漢郡考下》中，王國維首先分析了漢初的一些施政措施，包括分封異姓王、以同姓抑製異姓和以親製疏的舉措。到異姓漸盡時，又存在分封大小不均問題。在此篇中，王國維著意闡述了漢的郡製變遷的曆史原因以及不同時期各郡的歸屬變化。
王國維於古器物和地名考證方麵的成果，得益於其淵博的學識、紮實的古文功底以及深厚的曆史知識。從他的著述中，頗能見他“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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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考據方麵的貢獻
從1912年以後，王國維開始將他學術研究的重心轉向文字學、古器物學和史地學，並於各方麵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成就，不僅體現在學術成果上，也體現在研究方法上。概括起來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將古器物由古玩變成古史。
二十世紀初，對於中國考古界來說，無疑是個大發現的時代。其集中表現在，殷墟甲骨卜辭、青銅器、玉器、寶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相繼挖掘出土；長沙馬王堆書和山東臨沂、湖北雲夢、甘肅居延等地簡牘的相繼出土以及外文材料、少數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滿文史料的發掘利用。這些發現，其最初均帶有商業的影子，成為了一些人用來生財的物品。如甲骨文，當初就是被當作一味叫龍骨的中藥而被賣到了藥店裏，其最初被識別也不是史學專家，而是古董商。也就是到了羅振玉和王國維這樣的學者手裏，它們才由古董玩物變成了無價之寶。由此，對甲骨文的研究也就衍變為甲骨學，進而成為曆史的一部分。甲骨文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上提了一千年，推翻了以往“東周以上無史”的觀點，並有力地反駁了一些外國學者主張“中國文明隻能上溯到7~8世紀”的錯誤看法。
正因如此，那些出土的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還有青銅器以及字畫、碑帖、古籍等，到了王國維手裏都成了還原史實的“史實”。漢晉和簡牘也成為了研究秦漢和魏晉的重要資料，敦煌文書也成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曆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的珍貴資料。由此，他的《簡牘檢署考》，完整地說明了在紙張發明前的文字書寫方式；他的《流沙墜簡》成為了中國第一部以地下出土文物為實證的研究漢代製度和西北地理的專著；他的《鬼方、昆夷、獫狁考》就是利用彝器和拓本與傳世文獻互證來考釋先秦古史的最突出成果的。
這其中，王國維在用甲骨文考證古史方麵做出了裏程碑式的貢獻，使甲骨文研究成為專門的學科，標誌著科學可信的中國上古史開始建立。
其二，用卜辭補正了文獻記載的錯誤。
通過考證，王國維發現，卜辭上所記載的文字都是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且通過與史籍互證，表明其記述的內容都是貼近史實的。由此，他就拿卜辭的記述來校勘史籍上的記述，並取得顯著成果。比方說，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他就是通過卜辭文字的記載，對殷王朝係做了全麵地考訂，並探討了商周曆史和典章製度，從而糾正了《史記》中記載的個別錯誤，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一部信史。
其三，用實證改變史學研究中的疑古風氣和盲目信古思想。
隨著西方進化論史觀被普遍接受，加上受當時時代大環境的影響，在中國史學界就出現了疑古和信古兩種思潮。這兩種思潮在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當時整個中國學術界的思想走向。也讓堅守傳統和否定傳統成為了一種學術姿態。於是，就出現了“史界革命”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