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一生所信奉的學術精神是求真和求是，雖然他也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史觀，但是，在具體方法運用上，他還是堅持“學無中西”的觀點，並將中西方考史方法相結合，提出了建立在西方實證基礎上的“二重證據法”。
1926年，王國維發表了運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商史的係統性著作《古史新證》。在總論中，他闡述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則，即“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並指出治史的根本方法不在於“疑古”，而要“證古”，強調以地下發掘的新史料來證史。難怪胡適對此評價道：“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由於運用了科學的考史方法，也就讓王國維取得的學術成果格外豐碩，在有些方麵更是首創，從而奠定了他的大師地位，讓他融入考古學家、曆史學家、古文獻學家、青銅器鑒定家之列。也正得益於他的實證，讓疑古和信古者做到了讓理性回歸。
其四，在中西文化互通中擔起橋梁作用。
在當時的史學界，隨著疑古風氣的盛行和“史學革命”口號的提出，否定傳統文化演變成一場運動也就不可避免。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以政治的麵孔出現，以反傳統的行為為手段，以過激的言論為導向，其實質仍然是對傳統的反思。對此，王國維可說是一位旁觀者。這其實也好理解。
在學術上，王國維受到西方實證主義影響，同時又具有乾嘉考據學素養；他通曉幾門外語，學習過現代自然科學和西方哲學、美學知識，並吸收了西方學術思想和方法。因而，他在學術上主張消化吸收西學，力求中西學術融通，從而為自己所用。為此，他提出了“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的主張。他不以聖賢、權威之言為準則，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一切唯“真”“是”是從。因而，在他看來，學術爭論的實質在於分清學術本身的是非真偽，而不在於新舊或中西，有用無用，它應是獨立於物欲之外，非功利的。這無疑是一種兼收並蓄的世界性眼光。
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王國維的這些認知具有曆史的前瞻性，對促進世界多元、增進不同文化合作交流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他的這些認知被廣為踐行，而他就是這條通道上忍辱負重的橋梁。
其五，引領一代風氣之先。
不同於一般的學者，王國維所從事的研究，很多都具有開創性，從而讓他具有奠基人的身份。在考古方麵，他是第一個證實《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係的可靠程度，並根據卜辭加以糾正；他是第一個從稱謂判斷卜辭年代和進行甲骨綴合之人；他是近代國內史學界第一個研究匈奴族源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就匈奴的族屬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並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的人；他於考據上創立了“二重證據法”……另外，在教育方麵，他是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培養完全人格的體、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張的人，在其他諸如美學、文學、心理學、哲學等方麵，他也都做出了前無古人的貢獻。
王國維是位特立獨行、知行合一的學者。放在今天，他身上那種“求真”“求是”的學術精神，遠離物欲、無功利的為學態度，訥言敏行的行事風格，信奉真知的執著以及躬行為人之道的教養，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既是一種風範，更是一項偉大的成就！